当时还有人攻击为道之士不营礼教，不顾大伦，不能用以治世。对此，葛洪认为，道家重养生，儒家重礼乐，具体主张虽不相同，但二者都为社会教化所不可缺，所以其本质是相同的。《塞难》说：“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遵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即应该儒道互补，不可偏信。葛洪甚至还把儒家的学说直接吸收到了自己的教义中，如《对俗》说：“欲仙者，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忠孝等封建伦理道德成了长生的条件、神仙道教与儒家名教也就一致起来了。葛洪还明确地主张儒道双修。《释滞》说：“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即对于高才贤士，修道与治国可兼而得之。在葛洪看来，出家修仙并不断绝君臣父子关系，普天率土莫非臣民，道士也是君主的臣民，不能废弃君臣关系，他甚至认为可以不脱离尘世而成仙，《释滞》说：“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因此，葛洪虽主张道本儒未，而其心中的理想人格却是成仙得道又兼综礼教，治国致太平的“道者之圣”。他对那些“不遵礼法”的民间道教深恶痛绝，指责张角、柳根、王欲、李申等人“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主张用严刑峻法对其加以镇压，这说明葛洪创立的儒道结合的神仙道教，虽以超脱尘世，长生不死为目标，但实质上，仍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
五、葛洪的社会政治观
葛洪一方面主张知识分子脱离朝政、隐逸山林。另一方面又认为隐士可以论世务，议政事、许多人对葛此不解并时有讥嘲，所以葛洪在《应嘲》中还专门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后可言其事乎！夫器非琼瑶，楚和不泣，质非潜虬，风云不集。余才短德薄，干不适治，出处同归，行止一致，岂必达官乃可议政事，居否则不可论治乱乎?”他的《抱朴子·外篇》就是一部以隐士身份议政的著作，其中包含了不少其对历史经验和治国之道的独到见解。
首先，葛洪继承了王充的进化历史观，主张贵今应变。葛洪反对尚古之说。《尚博》描绘崇古派的态度时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天钧》则更直接地说：“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地。今天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他认为。这种是古非今的保守风气来自于儒家经学，且由来已久，非一世所患，所以葛洪批判了儒家对圣贤的崇拜和对儒经的迷信，《博喻》指出：儒家言必称尧舜，而“尧政不必皆得”，相反，桀纣等暴君的言行也未必全错。在《钧世》中，葛洪还分析了古书难读的原因。他说：“古书之多隐，术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非难知，似若至深耳。”在他看来《书》、《诗》等都不如当时的文章。在《诰鲍》篇中，葛洪明确地肯定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他说：“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摈葬，川无舟揖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陨毙，疾无医术，柱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赖其后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这是对《准南子》及《论衡》中的进化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葛洪非常注意和研究历史经验。并专门写了《汉过》、《吴失》诸篇，对汉、吴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它们败亡的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认为奸臣当道，吏治**是汉亡的主要原因、《审举》说：“灵献之世，阉宦用事。大奸秉权，危言忠良”，权臣奸党“其所用也，不越于妻妾之戚属；其惠泽也，不出乎近习之所庸”1，连皇帝甚至都带头卖，官鬻爵，上行下效，“于是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贤，忌有功而抑之，讳忠党而陷之”，“忠贤望士，谓之党人，囚捕诛锄”。正是出于汉代统治者自己带头破坏礼教，礼崩乐坏，大伦遂乱，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吴失》篇则认为东吴所以亡国是由于“四凶不去，元恺不举，用者不贤，贤者不用”造成的。他揭露东吴官吏的昏庸说：“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讥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享儒官之禄……不知三方之军势，而遽轩节之下；屡为奔北之败将，而不失前锋之显号。”如此岂有不亡之理?
在《酒戒》、《疾谬》、《刺骄》、《讥惑》等篇中，葛洪还对玄学末流和王孙公子们纵欲放诞，傲慢轻薄的社会风气作了猛烈鞭挞。《刺骄》说：“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
关于治国之道，葛洪主张德刑并举。他认为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关系是自然合理的，绝对不能改变。《君道》说：“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沉，尊卑等威，于是乎著。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取，而雍熙之化隆”。他甚至认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地位的不同，就如同头脑和四肢的地位不同—样，对身体都是不可缺少的。鉴于汉魏以来君势轻微，奸臣弄权，葛洪力主强化君主权威，为臣者应“唯忠是与，事无专擅，请而后行”。在以礼法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葛洪还强调治国要以刑辅仁。”“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实行“仁政”、“德治”，表现在用人上就是重德轻才，唯德是举；“重刑少赏”强调治国以严刑竣法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葛洪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治国之道，德刑并不矛盾。应该仁刑并举，以刑辅仁。《用刑》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广譬》说：“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他甚至坦率地说：“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2，视仁义为舆论宣传上的需要，视法度为实际有效的统治手段，刑就被置于德之上了。对那些“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葛洪更是主张“以杀止杀”，《用刑》说：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其祸深大。以杀止杀，岂乐之哉?”葛洪从不相信有所谓不用刑罚的纯仁的治世，《用刑》说；“俗儒之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他认为当时是哀世薄俗，若弃刑而专用仁政，就好比“盘旋以逐走盗，揖让以救灾火”，无益而有害，所以在《用刑》中葛洪也承认，从治国的角度看，道家的主张高则高，但用之则弊，“可得而沦，难得而行”。
在用人观上，葛洪发展了曹操等人重才智、较德行的思想，提出了“明光仁后，明居仁上”的新理论，认为单有德行而无才智的人不能算是人才。“仁”或“不仁”应以有无明智来判断，如商汤取代夏桀、武王伐纣，虽然“不仁”，但其行为顺天应人，是明智的，所以也是可以的。葛洪主张用人应以才智为主，德行为辅，必要时可以“舍仁用明”，他在《仁明》中甚至认为“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间”，“奸臣贼子犹能仁矣”，这种主张与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同时它也是对魏晋时期重德轻才的人才观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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