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炳麟），高文硕学，蔚为近代鸿儒。比岁讲学苏州，不与政事，海内推为灵光岿然之国学大师，兹闻遽作古人，莫不悼惜不置，盖实至名归，非幸致也。综其生平，立言多可不朽。虽以个性之特强，有时不免流于偏执，甚且见讥为章疯子，然小疵难掩大醇，今日盖棺论定，此老自足度越恒流，彪炳史册，即其“疯”，亦有未可及者（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东渡日本，在留学界及民党欢迎会席上演说有云：“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坚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疯子之自量其疯如此，亦隽语也）。
其性孤鲠，故于时流少所许可，尤好讥诃显者，而对于黎元洪，独投分甚深，称道弗衰，其历来文电，比比可征也。所为“大总统黎公碑”，尤详著其善，而深惜其志不获伸。文有云：“公丰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诛于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始在海军，已习水战；及统陆队十余岁，日讲方略，于行军用兵尤精。山川厄塞，言之若成诵。绝甘分少，与士均劳逸，士无不乐为用者，会倡义诸师旅长，皆自排长兵曹起，或杂山泽耆帅，斥弛志满，教令不行。汉阳败后，公始综百务。未期月，燕吴交ㄏ，日相椎杵，终掩于袁氏。再陟极位，卫士无一人为其素练者。故于民国为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学。使公得位乘权十年，边患必不作，陆海亦曰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资望，或乃利以纾祸，不为财用发舒地；虽就大名抱利器，无所措，与委裘奚异？悲夫！”盖赞扬与叹惋兼致，笔健而情挚焉。又云：“炳麟数尝侍公，识言行，其言或隐，即遍询故参佐，故以实录刻石，不敢诬。”只看此处之一“侍”字，章氏岂肯施诸其他曾居高位者乎！文中又有“……然持承平法过严，绌于拨乱，亦公所短也”等语，略申责备贤者之旨，且所以示“实录”，固不能看作寻常贬词也。
当民国初年章氏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憔悴抑郁中，曾作《终制》一文，以刘基自况，谓：“功状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刘文成公。既密近在五百年，又乡里前文人，非有奇卓难知之事，如有所立，风烈过之矣。遭值昏明异路，谋议随之，则同异复有数端。夫以巨细一端相校，犹有窃比老彭拟及晏子者，况其同者乃在性行身状之间，其异者直遭世污隆云尔，故曰见贤思齐焉。死者如可作也，犹将与征邻德，听其雅训，以督仕人无状之咎。今旦暮绝气，而宅兆未有所定，其唯求文成旧茔地，足以容一棺者，托焉安处。”又托杜志远代谋葬地，书谓：“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向往之忱，自负之意，均可概见。其挽黎元洪联，有“继大明太祖而兴”之句，是黎固其心目中之明太祖也。以刘伯温遇明太祖，宜可一伸王佐之志事，而黎氏两居总统之位，章既未为阁员以襄大政，亦未任总统府要职以参密勿，盖气谊虽相投，形迹则非甚亲耳。
黎为临时副总统时，章谒诸武昌，说以与袁作正式大总统之竞选。黎自揣苟如此，必大遭袁忌而速祸，非明哲保身之道，亟乱以他语，与作闲谈，因问及家事，谓：“君中馈久虚，非久计，宜早择佳偶，以为内助。”章初犹以国事关心不遑及此辞，黎更力劝，章意乃决，于是经友人之介绍，与汤国黎女士（时有才女之名）订婚，未儿即结婚于上海矣。闻二十余年来，章汤伉俪颇笃。尝有言其不佳者，传闻之误也。
浚县孙思君（至诚）好学能文章，于民国二十年受业章氏之门，甚蒙器赏。顺见其所撰《余杭先生伤辞》云：“至诚幼侍角山、井北二先生论文有曰：‘清季文士善反古，湘潭一反而至汉魏，余杭一反而至周秦。’自是为文，往往拟湘潭余杭以为式，署所居曰‘拜炎揖秋之’，窃私淑诸人已夙矣。后遍读先生所为丛书，益叹其小学精邃，跨越近代，仑思洞深，直跻诸子，然犹意先生倜傥之士，不可以绳尺求也。迨辛未始获受业为弟子，乃讶其和易平实，与宋儒为近，开朗潇林攵，在魏晋之间。孟子云：‘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盖自明清以来，考道论德，未有如夫子者也。初马通伯先生季子文季求先生为书致之当道，时至诚方佐张督绥靖江苏，未即上谒，先生曰：‘稍须至诚且来，定有以为谋。’文季疑其尚未相见，何以知其任此，曰：‘于其文知之。’是先生知至诚，如九方皋相马于骊黄牝牡外已。先生所以诏至诚者，于教则并重儒道，剀切人事，于政则兼用老韩，以佐百姓，于学则勤求经训，务期有用；于文则先究义法，次辩气体。自愧驽下，竟无以副斯。去秋谒先生姑苏，先生娓娓数千百言，杂以诙谐，神固甚旺也。尝曰：‘奇袤怪迂之谭，至今日而极。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仇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斥神禹为虫鱼，以尧舜为虚造，此其祸固烈于秦皇焚书矣。方当以榘视承学之士；涂附教猱。我无是也。’然则精研故训，独探眇诣，发千古之绝学，树海内之正宗，微先生我将安仰！奄忽之间，山颓梁坏，内圣外王之业，至此斩其统绪；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岂不痛乎！辞曰：清朴学，数段王。逮孙俞，犹彀张。后居上，惟余杭。穷春秋，道大光。旧物赖以复，区夏赖以匡。生不逢尧与舜让，乃践迹于素王。哲人亡，摧栋梁。古人来者不可望，余焉忽终古之茫茫！呜乎哀哉！”于章氏之学术志行，颇得赅要。
孙君为书——《谒余杭先生纪语》相示，录之如左：
民国二十年夏，谒余杭章先生沪寓，先生论文曰：“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或问及吴稚晖之作，曰：“吴稚晖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次论佛法云：“佛法能否转移人心，尚待商兑，盖语其高眇，实非众生所能与（并谓：“尝持此语印光，印光谓：因果之说，固愚夫愚妇所与知，不难普渡众生，然非所语于晚近科学渐明之时也。”），语其浅近，如因果之说，往往不验，又非智士所能信，即当时治法相宗既精且博如欧阳竟无者，犹负气特甚，亦未能出家，习气终难尽绝，疑此尚未足易世也。”至诚曾以书达欧阳大师，意在激成两大师之雄辩，极论佛儒修短，当不减会稽斋头，一议一难，莫不厌心舞，快何如之。欧阳大师竟以“四不答”置之。迭函相渎，答书有“孙至诚太笨”之斥。
民国廿四年秋，谒于苏寓，纪述如次：
论某公好奇，曰：“学说之奇袤，至今日而极，坊表后进者，惟有视以正轨，岂容教猱升木，如涂涂附？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以大禹为非人类，以尧舜为无其人，怪诞如此，莫可究诘。彼固曰有佐证在，要所谓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绝学丧文，将使人忘其种姓，其祸烈于秦皇焚书矣。好奇之弊，可胜慨哉！”答问《章氏丛书》，续编未收文录之故，曰：“近所论列，经往以时忌不便布之。而近年多为碑版文字，又迹近谀墓，故未付刊。”
又书轶事数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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