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禁之都门时，先生愤甚，于几案旁遍书“袁世凯”三字，日必击之数四。又尝书“死耳”二字为横帔赠人。民国四年书“明年祖龙死”，袁氏果以次年卒，始得释。可云巧合。初山东某氏，曾隶民党籍，自请监视先生，实阴相护持，事之颇谨，暇辄求为作字撰文，更以其先人传志请。先生曰：“尔非袁世凯门下小走狗耶？”曰：“唯。”曰：“自知者明，甚善，当为尔翁作佳传以传之。”然先生后论及袁氏曰：“袁世凯亦自可人。当余戟手痛骂时，乃熟视若无睹。近人闻有后言，辄恶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骂耶？”
孙岳初隶民党，后附曹锟，以事南下，因谒先生沪寓小楼。刺入，先生持杖迓之楼门。孙上，乃迎击之，曰：“何物孙岳，亦北洋派鹰犬耳，何面目来此相见！”孙狼狈下；追击之，骂不止云。（孙后竟倒曹）先生严气正性，嫉恶尤甚，人有不善，辄面加诃斥。晚年于所不善则不见，或见亦不数语，不复谩骂，此盖涵养日深之徵；而汤夫人从旁婉劝，亦与有力焉。
先生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盖晚年趋重平实，与前稍异，庶几“从心不逾”者已。
曹亚伯尝以所作《民国开创史》就正，并求书联。先生曰：“稍缓当好为撰句以应。”曹索甚亟，曰：“无已，惟有以杜句移赠。”乃书“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二语。见者叹其工切。其敏捷如此。
当其被袁世凯拘留，有上世凯一书，颇极笑骂之能事，文尤诙谐可喜，并及考文苑事则其志也。兹附缀录之：
前上一书，未见答覆。迩者宪兵虽解，据副司令陆建章言，公以人才缺乏，必欲强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议公者，岂惟一人？舆论纵不振于中士，若外人之烦言何！炳麟本以共和党独立来相辅助，亦傥至而相行耳，而大总统羁之不舍，既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偏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嗣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虽以欧阳公之叹息，欲何观焉！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属有武汉人士，招往讲学，北方亦有一二人耸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气光融，当江汉合流之地，不欲羁滞幽燕也。必欲蔑弃约法，制人迁居，知大总统恪其宪典，必不为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与朋辈优游谑浪，炳麟亦不能为也。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私心所祈向者，独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迩者方言国音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二十四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若絷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书此达意，请于三日内答覆。
吴宗慈著《庐山志》，章氏有题辞一篇，警峭可诵，亦足徵其倔强之性。《章氏丛书》续编，无《文录》一种，此类文字，见者不多，因亦录次：
余友吴宗慈蔼林，为《庐山志》十二卷，义宁陈翁序之，举目录详矣，复求序于余。余曰：“内则栖逸民，外则容桑门者，古之庐山也。以岩穴处驵侩，以灌莽起华屋者，今之庐山也。中国名山数十，自五岳及终南，青城，点苍，峨眉，近道有黄山、括苍，其地或僻左，或当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独庐山枕大江，蕃客俗士所易窥，其变迁乃如是，固地势然也。虽然，自今而往，山日槎，市日廓，欲隐于其地者，非高赀则不能已。今之情，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自窜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欤！蔼林，负俗之才也，曩以议员走南北几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后未尝为不义屈，常居是山，期与昏狂相远，其自重若斯之笃也。所为志笮核去华，于昔之胜迹，今之变故，详矣。山志一卷，尤质实，足以备故事。且情之韪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庐山，必与蔼林所期者稍远矣。吾乃知天之鼓物，果不与圣人同忧乐也，题其端云尔。民国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之慨焉。（民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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