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虽然怀疑印尼军为了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而故意夸大事实。但棉兰被雇佣军在半个月之内攻下，贾拉勒少将的机械化师被打得几乎全军履没是事实。
如果雇佣军没有强大的实力，不可能做到，但最少几万的庞大军队，如何登上苏门答腊岛的呢？他们的人员、装备、资金又从何而来？
联想到，雇佣军全都是华人的传闻，苏哈托认为，这支部队一定是附近那个庞大的国家派来的。
华人做事，一向隐忍不发，一旦发作，必有雷庭万均之势。
如此，印尼危矣。
想到这，苏哈托汗毛倒竖。
寻了个空，应该秘密造访各国驻印尼大使，询问南华联邦出兵印尼，目的何在？要怎样才肯退兵？
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日本先后占领华夏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侨集中的东南亚各国。
这个时期的华侨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表现为对祖籍地民族、国家和政权的全面认同，这并不仅是外来教化宣传的结果。深植于南洋华侨内心的宗族、家乡本位观念，是其爱国主义激发的基础。
尤其是20—30年代主导南洋华侨社会的老一辈移民，他们与家乡、祖国有血肉相联的关系。
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不断侵蚀南洋华侨的经济网络，也极大损害了南洋华侨的整体利益。
基于此，就不难理解华侨日炙的民族主义情节了。
槟城华人跟其他地方的华人不一样。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土生土长的华侨，跟华夏没有多大的关系，有的话最多也就是经济上的救助。
1948、49年的国际国内局势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明朗：他们深爱的华夏政府已经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依靠。
英国殖民政府打算一走了之。
马来人排他性的独立意识日益高涨。
不仅如此，战后的华侨社会普遍遭受财产和生命上的双重打击，在这种情形下，他们选择认同居留国是理所当然的。
再说，槟城在1948年出现的分离运动跟槟城特殊的地理位置，譬如与马来半岛隔海相望，以及族群结构等相关。
至于华人的参与和推动，与其说是华侨在政治上的成熟选择，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幼稚的选择，更何况大多数的中下层华人并没有积极参与分离运动，
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是在槟城出生的人，都可以自动成为公民，因此，1948年槟城的分离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1948年槟城分离运动是在马来亚国家建构过程中，基于马来民族主义的刺激而出现的，分离运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是社群主义的泛滥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分裂运动。
槟城华人的社群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从最初的华人内部方言群划分到殖民政府管制下的作为整体性的华人族群的整合。
从华人族群意识到华人民族主义的形成。
从华人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合一到分离。
最后又回归到社群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
其实可以证明，在一个秉承民族或国家建构理念的多元族群社会中，作为少数民族的族群常常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释放出地方性社群主义的认同意识，其目的不是颠覆民族或国家的政权，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体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基础。
民族或国家以其公民资格作为工具来调整社群关系，而如果这种调整携裹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意志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群边界的强化，并产生社会分离，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发生由于移民而形成的多元族群社会里。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英军于1945年9月3日登陆槟城，重新恢复了对槟城和整个马来亚的统治，
10月10日，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将在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盟计划，并于1946年1月发表了白皮书。
白皮书建议成立新加坡和马来亚分治的新政府，即在政治结构上，新加坡成为独立的皇家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马来半岛上9个马来土邦，联合组成马来亚联盟。
引人注目的是，白皮书规定英国殖民政府应推行一项普遍的公民权运动，以促成马来亚各族群之间的自然融合，并最终发展出各族群皆认同的民主国家政体。
这个白皮书首先遭到马来族群社会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可能会因此削弱马来人在新政府中的绝对影响力。
其时，日益高涨的马来民族主义运动在少数民族主义者上层人物的推动下已经广泛地影响到一般的民众，马来民众一致支持各州苏丹统治者与1946年3月4日成立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及其领袖所发起的杯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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