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在学问上之造诣，实有不磨之价值，士论目以“国学大师”，盖无愧焉。其言论及见解，深可重视。前录姜亮夫、孙思两君来书，为《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以饷读者，俾作研究章学之助。兹又得姜君由巴黎来书，于师说续有阐述，意甚殷拳，特再移录如下，公诸当世：
前书仓卒，不意有“相网无碍”之誉，愧甚愧甚。孙君举馀杭先生自书及亲自鉴定之言以为信鉴，较不佞为翔实。纟由绎文义，幸鄙说之无大违离，于本愿已足；不欲更有他说。惟近来读此文者，颇有误不佞为有所折衷。此四语之深浅，本不足为馀杭损益；然与前书初衷颇易，欲为误者一解，用再为申说，即杂引孙君所引各文为喻。
一代学人，自有其一贯之学术思想，此吾人所当知者。先生学术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艹到}汉微言》之所以作也。而其方法在教人不忘其本。不忘本故尊史，《春秋》史之科条毕具者也，故宗春秋。然今文家亦言拯民，亦未尝不言尊史，则史以何者为可征信？《公》、《》多杂阴阳怪迂之说，说人世惟左氏为最平实，而司马、班、陈皆衍其学，为数千年史宗。故凡先生微义，在于尊史，而左氏传为之ㄈ始，以其不为怪迂之说也。此十年前读先生书一得之愚，虽证验未具，而自信不诬也。此义既明，用以采量兹四语，则前书所陈，不待申言而明矣。兹再讠连讠娄析之如左：
一以今文疑群经今文家一般之现象，在杂揉阴阳五行家奇异之说。《易》《诗》不关史事，（此举大者言）《尚书》所事多在字句间，独三传异说最为奇诡，而《公》、《》杂揉为尤甚，以人事推之迂怪，所关盖不仅于礼乐制度之间。故自东京以来，三传之争最烈，“三统”“三世”之说，已令人迷惘，而“素王为汉制法”之语，实等俗世《推背图》、《烧饼歌》之流，大为不经，故先生之辟今文，亦以说《公》、《》者为最（于公羊之说，则主弃董何而存其真。此于侍坐时屡屡言之）。而《尚书》次之，三家诗之异，盖已不甚过问，（此亦就量言）是则先生之辟今文者，盖辟其怪迂不近人情之说；非辟全部之今文，如南海之必以一切古文经为刘歆一人所伪也。此即孙君所引先生论汉学一段，已大可作吾说之证。“吴广、张角”之言，其微义讵不令人沉痛哉！故“以今文疑群经”之语，不佞所欲申说者，以为不可以辞害义。必欲明以章之，则或可申其义曰：“今则以今文怪迂之说疑古史。”重在怪迂，一语之真义，往往当贯其学说之全部。世或将以此词面之言概先生，而耳食不观全书者，将以此致疑矣。
至思君按语：“南海《新学伪经考》出”云云一段，为另一问题，更望阅者勿以与馀杭先生之说相牵合，则幸矣。
二以赝器校正史先生既尊史而又有所征信，自不容妄疑信史。本此一贯之主张，则以吉金先生者所以为不可，即海宁王静安先生，博涉群书，贯穿金石，其所论列，亦甚精谨，但读《观堂集林》者，无不能见之也）。先生所甚虑者，恐放者为之，而忘弃旧史ㄎ扯作崇也。然于吉金本身，亦相当承认其价值，一则曰：“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再则曰：“今人欲以古器物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又曰：“钟鼎伪造者多。”（皆见孙君前文）其言之平实近人，虽强佼亦无可辩，孙君所引之证，较不佞前书所言为尤温婉矣！大抵世人于先生学行，有一种误解，少年有激论，中年有激行（即如孙君所记廷辱袁项城等类），而世又传雅谑之号，因以想像其学为戈矛森列，不意其为温婉平易，不伪不饰之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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