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潜诗云：“不用为文送穷鬼，直须图事祝钱神。”唐子西云：“脱使真能去穷鬼，自量无以致钱神。”夫钱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穷鬼在耳。二子之语，似可喜而实不中理也。
李师中《送唐介》诗，杂压寒删二韵，《冷斋夜话》谓其落韵，而《缃素杂记》云“此用郑谷等进退格”，《艺苑雌黄》则疑而两存之。予谓皆不然。谓之落韵者，固失之太拘，而以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据，古人何尝有此哉？
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为云云也。但律诗比古稍严，必亲邻之韵乃可耳。
《冷斋夜话》云：“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尘俗哉。山谷作《酴釄》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为出类。而吾叔渊材《咏海棠》则又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妇人，尚矣。
盖其于类为宜，不独在颜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僻，渊材要而用之，益不伦可笑。”此固甚纰缪者，而惠洪乃节节叹赏，以为愈奇，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传粉，止谓其白耳，施于酴尚可，比海棠则不类矣。且夫雨过露浓，同于言湿而已，果何所异而别之为对耶？
杨轩《牡丹》诗云：“杨妃歌舞态，西子巧谗魂。利剑斫不断，馀妖锺此根。”
东坡咏酴以“吴宫红粉”命意，而终之曰“馀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萼绿华”命意，而终之曰“犹记馀情开此花”。咏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终之曰“种作寒花寄愁绝”。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
风帘不著栏干角，瞥见伤春背面啼。”予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岂独二诗而已。东坡《眉石砚》、《醉道士石》等篇，可谓横放而旷远，然亦未尝去题也。而论者犹戒其专力于是，则秉笔者，曷少贬乎？
予尝病近世墨梅二诗，以为过，及观宋诗选陈去非云：“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祗有缁尘染素衣。”曹元象云：“忆昔神游姑射山，梦中栩栩片时还。冰肤不许寻常见，故隐轻云薄雾间。”乃知此弊有自来矣。（按曹元象一作曾元象。）
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略无称道者，而乐天之作自若也。公诗虽涉浅易，要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而狂吠之徒，仅能动笔，类敢谤伤，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
萧闲云“风头梦，吹无迹”，盖雨之至细，若有若无者，谓之梦，田夫野妇皆道之。而雷溪注以为梦中云雨，又曰“云梦泽之雨”，谬矣。贺方回有“风头梦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岂亦如雷溪之说乎？
萧闲《忆恒阳家山》云：“谁幻出故山邱壑，谓予心目。”注以故山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阳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亩，号小斜川，三尺字以广狭深浅言之，俱不安。注以为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岂相干涉。予官门山，尝得板本，乃是“亩”字，意其不然，盖如言几顷玻璃之类耳。
“暮凉白鸟归乔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洁身而退，如白鸟之归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词云“市朝冰炭里，涌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迹。
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高於滟堆。”萧闲《送高子文》词云：“归兴高於滟堆。”雷溪漫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
萧闲《乐善堂赏荷花》词云：“胭脂肤瘦薰沈水，翡翠盘高走夜光。”世多称之。此句诚佳，然莲体实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尝易“腻”字，此似差胜，若乃走珠之状，惟雨露中然後见之。据辞意，当时不应有雨也。山黛月波之类，盖总述所见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为眉，波为眼，云为衣。”不亦异乎？至“一枝梅绿横冰萼，淡云新月炯疏星”之句，亦如此说，彼无真见而妄意求之，宜其缪之多也。
萧闲《使高丽》词云“酒病赖花医却”，世皆以花为妇人，非也。此词过处既有“离索馀香，收拾新愁”之语，岂复有妇人在乎？以文势观之，亦不应尔。
其所谓花，盖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赖以解酲者，独有此物而已，必当时之实事。
李後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蕊嗅”，公咏花词亦喜用醒心香字，盖取其清澈之气，以涤除恶味耳。
萧闲自镇阳还兵府，赠离筵乞言者云：“待人间觅个无情心绪，著多情换。”
此篇有恨别之意，故以情为苦，而还羡无情，终章言之，宜矣。《使高丽》词亦云：“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次第未应及此也。
谢安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减其欢乐之趣。”坡诗用其事，云：“正赖丝与竹，陶写有馀欢。”夫“陶写”云者，排遣消释之意也。所谓欢乐之趣，有馀欢者，非陶写其欢，因陶写而欢耳。萧闲屡使此字，而直云“陶写欢情”，“陶写馀欢”，“旧欢若为陶写”，似背元意。
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夸，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诗，虽大体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馀优劣，何足多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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