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论《路史》说若木君费之妄
《史纪》载舜命益之词曰：“咨尔费”，是以费为伯益之名矣。《竹书纪年》称：“费侯伯益”，是以费为伯益之国矣。两说相歧，莫能定一。罗氏哓哓辨伯益、伯翳为二人，今曰伯翳封费，据《竹书》乎，则合益、翳为一，显与己说矛盾。不据《竹书》乎，则罗氏生赵宋之世，去唐虞远之又远，安从知之然此犹依违之说，不足深诘。而伯益之子若木，则凡在《路史》以前诸书，若《百家谱》、《广韵》、《姓纂》、《唐书》之属，靡不云封徐者，而罗氏忽自立一说，曰若木事夏，袭翳之封，谁告之则必有执《史记》以相难者。《史》曰：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又曰若木玄孙曰费昌。是盖罗氏之所本，夫《史》固以费为名者也，罗氏方以为国，何得反据《史记》且由《史》说观之，费为国名，将无鸟俗亦国名耶实费氏者，是言费氏之所自出，非若木即费氏也。正如楚国芈姓，史明载为周成王封熊绎之日，而《帝系》及《世本》叙陆终之子季连曰”是为芈姓，亦是言芈姓所自出耳。或曰费昌、费仲，若木支子之后，所谓以王父字氏者；或曰即是徐国之君，徐为国名而费为君号，若楚为国名而熊为君号者然；或曰益封费，益子若木封徐，而益他子有袭费封者，费昌、费仲其后也。然年代荒远，不可周知，费之果为国名为人名费昌、费仲果为徐国君为费国君或非国君而为氏费之人皆莫能决，而若木袭费封，则断断乎为罗氏之臆说而无疑也。又按《墨子》云：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或谓蜚廉即大廉，蜚与费通，据此则即从《竹书》，以费为国，其嗣君亦当是大廉，安得漫无考索，而以若木为费君耶！
第二，论《路史》说夏王封调于徐之妄
若木封徐之说，虽始见于齐、梁以后书，然记载之笔，众口同声，则必有所由本。特书缺有间，无从知其原始耳。今罗氏既辟众说，以若木为费国继统之君，然则安从而有徐国乎于是特地为徐造始封之君曰调，造始封之爵曰伯，造始封之时曰夏，大书特书之曰：“其立于淮者为嬴氏。”按其文义，似所谓调，乃若木之后也者，又似非若木之后也者，又似嬴氏是始于调也者，遁辞游说，真可谓离奇而恍惚矣。而世之妄人为徐氏谱者，遂私造世系，于夏初则大书调名，以为始封之祖。故余每阅徐氏谱，凡有调名者，即弃去弗览。童时作《月湖徐氏家乘》，即已疑之，然不敢辟之，以为泌既作书，岂敢白日梦呓，创立名号因故附载其说于下，乃积十余年而此疑始豁然解也。《水经徐县注》曰：《地理志》曰：临淮郡，汉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县。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国也。夫但曰“徐调国”，则未知其为夏封欤商封欤周封欤确凿之曰：夏世有调，已为大妄。《地理志》非他，班固《汉书》之《地理志》也。泌既著书立说，据《水经注》为文，宜取其所引原书略考之。《地理志》曰：“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又曰：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是正与改黎县为黎治，莒县、陈县为莒陵、陈陵，郢县、驺县为郢亭、驺亭之属同，一纷更可笑。若“调”为徐始封之君，则“治”与“陵”与“亭”，皆将为五国分茅之祖耶泌胡不据而改正之既考原书，复取《水经注》覆视之，则“王莽更之曰淮平”为句，“县曰徐调”为句，而“国也”二字，或误或衍，或有脱文，皆不待智而博者，始能知之，而乃略不加察，遂据讹本，自造三代典故，其卤莽若此。武英殿刻《水经注》，是改正之曰：“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故徐国也。”注曰：近刻脱“故徐”二字。而赵氏一清校《水经注》曰《汉书?地理志》曰：徐，故国，莽曰徐调。《寰宇记》引《班志》云：故徐国也。此文“徐调”下落“故徐”字，精明详慎，真熙朝儒者之言。又按：王冰《黄帝经序》称：黄帝九子，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挈，封青。四曰青阳，封徐。夫挈者，挚之误也，金天、挚、青阳，同是一人即是。
第三，论王逸说周宣封于徐之谬
《松高》之诗曰：“虋虋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又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谢也，非徐也。谢为申国封内之境，宣王命召伯城谢，使居之，故曰“于邑于谢。”又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谢者，城邑也，非封国也。《汉?地理志》：南阳郡，有县三十六，其首曰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而其支县曰棘阳，棘阳东北有谢城，地去徐之在淮泗间者甚远，岂得混而一之《易林》大畜之中孚：“周公祷，谢。”“谢”字与“安宁如故”“故”字为韵；左思《魏都赋》：“慎墨而谢”，“谢”字与“神蕊形茹”“茹”字为韵，盖古者徐、谢二字音近，故有此误。齐、鲁、韩诗未亡时，或有作“既入于徐”者，然不过诗之异文，而即据为典要，王氏之疏矣。且申侯爵而姜姓，徐子爵而嬴姓，此其谬误无待深论。
第四，论偃王名号
以诞为名，据之《竹书》，无可疑者。偃王之称，周秦人无解之者。而生号当时所无，自当从王逸说，以偃为谥。特谥法无偃安。北宋《谱》称：谥之曰隐，与《人表》合，则偃、隐声近，周秦人称偃王，或即隐王之假借，后人因而传之耳。史册凋亡，年代湮远，莫能征信，姑以传疑。王厚斋《困学纪闻》以《檀弓》“驹王”，谓即偃王，盖据西讨济河，以合夫《后汉书》之至于河上，然《后汉》说，未可尽信，辨语见下。若罗氏康王之说，则又其妄也。罗氏于此既云“偃即康王”，而下叙宋事，复曰：“武王封微子为周客，三十有二世君偃不道”。自注云：偃谥康，见《吕览?国事》。宋偃谥康，既注所出，然则徐偃之为康王，何以不明厥由来乎“三十二世”同，“君偃”同，遂为之同谥曰康，泌多妄说，不足诘也。至其称王，则亦有说。徐、楚介在蛮夷，欲统摄与国，则必崇奉其号，而于朝聘会同之往来，仍依其本爵，未尝有加礼也。犹之鲁为侯爵，于其本国则称公，鲁《春秋》书“公”，夫子不之追改也。故齐桓召陵，责包茅不责王号，晋人绝秦，且大声曰“楚三王”，绝不为讳，亦不以为嫌，此皆揆之情事，想当然者，知不免为说名谭理君子之所呵矣。
第五，论汉晋人说徐偃王作乱，周穆王命楚伐徐之谬
此千古冤狱也，倡自迁史，诸儒从而和之，毁与誉者，属和同声，岂惟<血蔑>偃，抑县诬穆。司马迁曰：一日千里以救乱，又曰：日驰千里马，攻而大破之。王符曰：一日千里以征之，谯周闻而笑曰：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且作乱与反，必有迹焉，寇京师乎贼邻国乎胡不指而陈之乃若《后汉》之说，则更有大不可通者。夫率九夷以伐宗周，是反乱也，此时不图，而曰“畏其方炽”，至乎行仁义以朝诸侯，无叛迹也，而遽讨之，岂所以权胜败者，即在此骥之乘得与未得乎反乱者，贼仁害义者也。伯者尊王，犹曰假仁仗义，既反乱矣，谓之行“仁义”可乎既曰“无权”，向何以率九夷既曰“不忍斗”，向何以伐宗周骥之乘，不过八骏，今屏其贰车而八人者千里赴楚，昭王之不复，不其殷鉴哉淮南王多读中秘典籍，招致宾客数千，作内外书，成帝求天下遗书，刘子政实司校雠，经传、诸子靡不览观；王仲任过目成诵，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三子者之闻见，亦足以敌子长节信，而《淮南?人间训》称：偃王行仁义，王孙厉说楚庄而灭之。《说苑?指武篇》称：偃王好行仁义，王孙厉劝楚文而残之。《论衡?非韩篇》称：偃王修行仁义，强楚灭之。安先于迁，充并于符，皆绝无徐叛周伐之说，何也且东方朔《七谏》则亦有之曰：“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王逸注之曰：言徐偃修行仁义，诸侯朝之三十余国而无武备。楚文王见诸侯朝徐者众，心中觉悟，恐为所并，因兴兵击之而灭徐也。故《司马法》曰：“国虽强，忘战必危”，盖谓此也。其说可谓详矣，而绝不言周命楚伐又何也然而以汉难汉，尚不足钳耳食者之口而降其心，则请证之周秦之书。荀子，战国大儒也，其作《非相篇》，称徐偃王，乃冠于仲尼周公、皋陶、闳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若反矣，作乱矣，毋乃拟人不于伦乎韩非《喻老篇》曰：夫治国者，则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则以城与池为罪，虞<豸虎>是也。《五蠹篇》曰：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古不用于今也。虽其立论不必尽纯，而徐偃王之未尝叛周，与穆天子之未尝征徐，则已拨云雾而睹青天矣。且《穆天子传》，西周史官之书也，后世以为起居注之祖。凡谓宾西王母，得名马与造父御王事，皆详言之，而若史迁之说，绝不之及。又且史迁作《周本纪》纪穆王，凡征犬戎、作吕刑诸事，皆历言之，而若《秦本纪》及《赵世家》之说不之载，近人有剽窃《绎史》作《尚史》者，直采无稽之说，取偃王以冠周乱臣之首，而不知《绎史》则已载汉晋说而深疑之曰：《史》称造父御王巡狩，见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驰千里马攻破之。岂王之贰车，遂足以制胜抑六师之众，咸有此捷足哉《史》不录于《周本纪》，亦不过杂采异说以传疑。马氏读书精审若此，而李锴若未见之。虽然叛周伐楚之说，起于子长，子长岂凿空为之哉则必有所由本，亦必有所由误。乃今读《竹书纪年》，而恍然悟也。《纪年》曰：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率楚子伐徐戎，克之。夫徐戎者，徐州之戎也。成王之初，尝反乱矣。《书》所谓“淮夷徐戎并兴”者。而《纪年》载之曰：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人，入于邶以叛。宣王之世，尝反乱矣，《诗》所谓“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而《纪年》载之曰：宣王六年，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乃唯穆王之伐徐戎，书缺有间，仅见于《纪年》。《纪年》晚出，两汉儒者不得见。而微闻周穆有命楚伐徐戎之事，而徐偃王之国界淮泗，适与戎居之地相近。而徐偃王之灭于楚，在周穆之世，适与戎叛之时相若，于是附而合之曰“徐偃王反”，曰“徐偃王作乱”，曰“徐率九夷伐宗周”，曰“造父御王告楚”，曰“王率楚子灭之”，故曰此千古冤狱也。而不知楚人灭徐之事，《纪年》则亦详之。《纪年》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迁帅师败荆人于。三十七年，伐楚。是年，荆人来贡，是则徐戎侵洛，王率楚子伐之，一事也。徐子方受命作伯，身行仁义，而楚人灭之。王怒而伐楚，又连伐之，必来贡，谢罪而后已，又一事也。划然两事，而颠倒错乱，合之为一，不亦过乎
第六，论徐之不得合于徐戎
然则何以知徐偃王即非徐戎也曰：是大有说。率楚伐徐戎，在穆之十四年；楚人伐徐，在穆之三十五年。既克之矣，越二十年而复入之乎若谓嬴徐煽其余烬，重致干戈，则前既率楚而灭徐，后乃因徐而败楚乎观之《竹书纪年》其证一。楚既灭徐，周穆复封其子，真所谓蕞尔国者。而当宣之世，忽复反乱，至劳六师。既获凯旋，作诗歌颂，若胜之大不易者，有是理乎观之《大雅》，其证二。周既复徐，至鲁昭公三十年，为吴所灭。后三十年，当鲁哀十三年，此时徐灭久矣，不闻其重兴也。而《吴语》载黄池之会，夫差闻越乱，王孙雒谓：“无会而归，越闻章矣，齐、宋、徐、夷将夹沟而<广侈>我。”盖是时吴已通沟江淮，吴人归道必出淮水，故惧徐夷。是则嬴徐虽灭，而戎之在徐州者，固依然无恙也，观之《国语》，其证三。嬴徐之徐，国名也，徐戎之徐，地名也。汉人合二为一，遂有此误。后儒注《诗》、《书》，亦往往淆杂，故吾本之《诗》、《书》，考之《左传》，辅之《国语》，而参之《竹书》以正之。《左?昭元年》：赵孟曰：周有徐奄。杜谓徐、奄二国，皆嬴姓。又引《书序》曰：成王伐淮，遂践奄。又曰徐即淮夷。夫赵孟所言之徐，即徐戎也。谓即淮夷可也，而谓即嬴姓之徐国，则大不可。此在《正义》已驳正之。且《春秋》曰：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上既书“徐子”，下复书“淮夷”，可合而一之乎杜注《左传》而不睹《春秋》，亦太疏矣！《世本》称：淮夷亦是嬴姓，而其后为淮夷氏。故《元和姓纂十四?皆》曰：淮夷氏，周有淮夷，小国，后世氏焉。杜当注明曰：徐乃徐州之戎，即淮夷也。嬴姓不当混称徐国。《郑语》曰：当成周者，北有徐、蒲。韦昭谓徐、蒲皆赤狄隗姓，是则嬴徐、戎徐而外，复有隗徐。《春秋》三徐，亦解经论史者所当知也。
第七，论毛奇龄以徐为戎之妄
甚矣，奇龄说经之妄也！夫戎则戎之，徐则徐之，岂有圣人著《春秋》忽戎忽徐之理乃庄公二十六年，鲁伐戎于春，伐徐于秋，截然两事。而忽率合之曰：徐即戎也。则春之伐也曰戎，而秋之伐也曰徐，有是理乎以楚为先王所封之国，实五等诸侯，而非夷狄，然则徐独非先王封国，独非五等之诸侯乎夫子《春秋》昭四年两书“徐子”，昭三十年故书“徐子”而夷狄之乎鲁公会戎于潜，是不得已，而俨然以子爵与夷狄，以诸侯礼相待乎而乃申之会，竟序之于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之上。而且淮夷，夷也，故虽其君来会，反降而下于宋世子，以其夷也。若徐子亦夷，何以反在诸小国之上乎又况齐桓公娶于徐，其三夫人徐嬴，班在王姬之下，蔡姬之上，而大国之女，反以为如夫人，不意齐桓方攘夷狄，而乃与夷狄为昏姻乎又且叔孙昭子以齐景之伐徐，谓诸侯之无伯，且以兴师伐远方为无道。夫果徐为徐戎，则齐景此举，正继桓公攘夷狄之旧业，正是伯者举动，而反谓之无道，谓之无伯，可乎又且证之他书，若《管子》之称徐伯，《檀弓》之称徐君，《新序》、《史记》诸书之记季札赠剑，其为春秋时一小国诸侯，皆显有明证，而可妄以徐戎当之乎故曰奇龄之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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