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论韩非说楚文伐徐之未必无据
楚文在春秋这世，去周穆三百余年，安得灭徐偃乎故谯周疑而辨之，而吾以为可存一说者：公旦，文王子也，既与父同谥，而鲁侯兴，又谥文公。晋仇既谥文侯，而重耳复谥文公。秦有文公，复有惠文王，复有孝文王。滕亦有两文公，其他鲁之孝，齐之庄，卫之成、怀，晋之武、献、成、孝、昭、靖、厉，皆一谥两见。则周庄之世，有楚文，不能必周穆之世无楚文也。韩公子去周不远，当有所据，益之以曼倩、子政之说，亦一助矣。《淮南》称楚庄，传闻异辞，今不敢以为然者，亦舍季从朔之义。
第九，论《路史》说周穆改嬴徐为姬之妄
周之初兴，既有徐国，而穆复封姬于徐，合之戎徐、隗徐，不应《春秋》有四徐耶其自相矛盾如此。齐桓之有徐妃，罗氏安知之于左氏知之。而《左传》则明曰徐嬴，不曰徐姬，其荒谬又如此。徐入于吴，不入于楚，凡三言而三失。而《史?齐太公世家》则曰：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索隐》曰：按《系本》徐，嬴姓。礼：妇人称国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众妾之总名，故《汉禄秩令》云“姬妾数百”。妇人亦总称姬，姬亦未必尽是姓也云云。夫史文本之《左传》，以嬴为姬，盖传写之讹。《索隐》虽辨，要为回护之说，然亦可见古来从无以徐为姬姓者，而罗氏特造此典故，岂即据史迁误说耶
第十，论《公羊传》说徐灭杞之误
此亦误嬴徐为淮夷者也。前者为咸之会。是年城缘陵。左氏曰：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公羊》误以徐为淮夷，于是窃取《左氏》之说而妙变其词。不知是时，徐方为齐与国，且为昏姻。已服于齐，徐安得违齐桓而伐之若齐桓以昏姻之故，舍徐弗讨，而姑城缘陵以慰已人，则齐桓何以令诸侯曰：盖徐、莒胁之盖者，疑辞。公羊氏殆尚未坚信，而何氏哓哓不已，言之再三，亦可谓墨守无断者矣。
第十一，论《路史》说徐灭冥之妄
又造典故矣。《史记》载嬴姓之国有白冥，连读之也。而离之为二，问其始封，不能说也。漫曰：嬴国而已。问其亡国，不能详也，漫曰：白灭于楚，冥则徐灭之而已。而吾穷之于其所著之《国名记》，又不能有原本之说也。于白则又漫曰：楚平灭以封胜曰白公；于冥则窃《左传》伐冥阝三门而又漫曰：冀伐之者，后为虞氏邑，而于《后纪》徐灭之说，语焉若忘。夫白公之白，为楚邑。伐冥阝之冥阝，为虞邑，皆非国号，与史所记嬴国之白、冥，风马牛不相及者，而妄言之若此。罗氏作《路史》据谶纬以说皇古，已为不经，而其属词尤多乘舛。即以徐事而论，因《水经注》之误而造徐调之名；因宋康之误，而造徐康之谥；因《史记》之误，而造徐姬之姓，而灭冥一事，又不知其误于何书，尚当详察之。
第十二，论孔子颖达说春秋后，徐复重兴之无据
此因邾考公卒在春秋后，而久灭之徐国忽通吊使，故不得已而为此说，然已削趾而就屦矣。郑康成曰：考或为定，郑岂无本而漫为此言。
第十三，论《徐偃王志》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一段，不知何人所撰。自《博物》外，无见引于他说者。书中说周王命楚伐徐，已袭《史记》，且云彭城武原县，则断非周秦人著作矣。《水经注?济水》条，则尝及之，曰：张华《博物志》录著作令史茅温所为送。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异言，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云云。据其文义，似刘成国将宦徐州，而茅温作《徐州地理志》以送之者。似《博物志》说偃王一段，皆在《徐州地理志》中者，似《徐州地理志》中篇目有曰徐偃王之异者。果尔则张华《博物志》时，何以不称《徐州地理志》，而乃故造名目，曰徐偃王志耶郦道元作《水经注》何以不直引《徐州地理志》而必辗转说《博物志》引《徐州地理志》耶皆不可解。今余作此书，亦名之曰《徐偃王志》者，以为杂采旧闻，无当大雅，谨避子长《世家》之号，聊仍茂先《博物》之名云尔。
先三伯祖柳泉公，两上春官，即家居不复出。藏四部书六万卷，尽发而读之。耽思研精，至老弥笃。论经主先秦之书，以平众难，不蹈近人墨守之弊。论史独推史迁，班、范以下，则条举而纠之。羽经翼传，学者宗之，号为柳泉先生。生平著述，如《逸汤誓考》六卷，《山中学诗记》四卷，《四明宋元六志校勘记》三十一卷，《烟屿楼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八卷，《读书志》十六卷，《笔记》八卷，皆已梓行。惟《鄞艺文志》录公所撰之《徐偃王志》六卷，迄未刊也。曰记事上，曰记事下，曰世系，曰地理，曰冢庙，曰论说，悉本《周书》、《戴礼》、《国语》、《世本》之属之可信者，不足则益证之以正史及汉晋人言，其他谶言、别史绝不采及，义正词确，一归至当，是信史亦才史也，可任其久湮耶二十八年春，日寇深入，蛟门告急，公曾孙宇曾检交志稿正、副两本，惟已蠹侵，亟粘补，并亟誊录，幸副本有未明者，得稽诸正稿。稿末摘录用秦汉魏人语之堪为论断者，乃厘而分附于纪事之后。纪事内有纠正史谬者，亦移归于论说之中。《世系》原无鉴谱，不知何人所附，兹仍之者，资考证也。首有朱述之、姚梅伯两先生序。姚序未书岁次，惟于稿首书“应珍藏勿失”等语，则当在公殁之后。文因改窜失次，难以卒读，兹就其语气而次第之，盖斯序姚属他人代撰而改定之也。朱序道光戊申，是岁公年三十五，今公百三十有五岁，则志于今适百哉，不可谓不久，而得勿失亦云幸矣。乃携誊录本绕道来沪，老友约园见之大喜，谓可入其《四明丛书》第八集。惟时百物腾踊，纸值高，锓板亦非易，仅录副而序之。甲申冬，复出志稿重行雠校，知尚有公所欲言而未尽者，择要补绎，别以正逵按语附注于下。有缺误者悉补正之，从新钞录未竟，而约园归道山矣。阅两月，日寇平。明年，其子星联刻八集告竣，独所刻之《徐偃王志》，较余续校之手钞本，少十之一，星联谓当补刻。因思约园校乡先哲著述，序而刻之，多至百六十种。年七十，抱痼犹自序其杂著曰：乡书之辑，十得其八，天其许我继续之，宜乎其有后也。《徐偃王志》，晋时已有之，惜亡佚，莫可考。我公阐扬圣德，博综群籍，以考定之，俾读得知所依向，不为荒妄慢诞者所淆，有裨经史，实非浅鲜，我子孙尤当珍视之也。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从孙正逵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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