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父攘羊《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告之上，上将执而诛之，直躬者请代父死。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而孝而诛之，不亦悖乎！”荆王闻乃赦之。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叶公所称攘羊之事也，而记载不同，亦可参观。《庄子·盗跖篇》亦云：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吕氏春秋·去尤篇》：鲁有恶者（丑也），其父出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恶，偏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当时谚语，盖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鲁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叹。然则“始作俑”亦起于鲁俗。
尊《孟子》《孟子》书，汉书来杂于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杨绾始请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未行，韩昌黎又推崇之。其后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其表略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不过乎史；史之降，不过乎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圣人之贼也。请废庄、老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则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日休也。日休又尝请以韩文公配享太学，则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亩之宅《孟子》“五亩之宅”，注家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之说，起于赵岐。岐又本汉《食贷志》，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而《食货志》盖又因《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原缺“亩”字〕，公田居一，公田为庐，井灶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当是田与邑各半，故谓公田二十亩，八家分之，得二亩半为庐舍，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然《孟子》一则曰五亩之宅，再则曰五亩之宅，《周礼》“宅田”注亦曰五亩之宅，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明是五亩为一宅矣。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亩半为庐舍，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又何以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乎？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所谓庐舍者，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在《梁传》之说亦未尝无本。盖据《信南山》诗“中田有庐”谓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庐在其内，明是以公田为庐舍。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则为田内，自邑而言，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场有瓜”，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曰庐，则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则不树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诗云：“饣盍彼南亩”，曰“彼南亩”者，从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井灶葱韭皆具，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饣盍乎？若谓自庐饣盍至田，同此一井，庐与田相去几何，而犹烦饣盍乎？且妇子皆处庐供饣盍，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又《孟子》谓“商助、周彻，其实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更何以云什一乎？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可果信乎否乎？以此数者参证，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邻长坐左塾，毕出然后归；入亦如之。其说本《尚书大传》，所谓春作时，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也。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则宜有在庐饣盍饷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则每日晓出晚归，不宿于庐舍可知也。且饣盍饷必系妇子，若自庐饣盍田，则妇子应俱在庐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余子毕出，而不及妇子，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益可知矣。
负戴《孟子》“不负戴于道路”注：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时甚疑之，盖习见内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倮担物，皆用小架负于背，架有两皮革，而以两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于颈，而以皮条从后缚于额，以固其所担物；能负重行远，使之肩挑，则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负戴之实有其事也。然此乃苗倮所为，孟子何以知之？意当时中国人担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汤“割烹要汤”注，但引《史记》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按战国以后，为此说者甚多，不特《史记》也。《庄子》：汤以庖人笼伊尹。《楚词·涉江篇》：伊尹烹于庖厨。《韩诗外传》：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负鼎。其言之最详者，莫如《吕氏春秋》，《具备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亻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君，即伊尹也。长而贤，汤使人请之有亻先氏。有亻先氏不肯，汤乃娶妇于有亻先氏。有亻先氏喜，遂以尹为媵。汤乃祓之于庙，爝以火，衅以牺犭，设朝而见之。尹说汤以至味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类，鱼之美者有洞庭之专、东海之面之类，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苹、寿木之华之类，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之类，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类，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之类，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云梦之柚之类，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谓说汤之辞也。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屈原《离骚》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叔师注：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天问篇》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叔师注：小臣，谓尹也；汤东巡，从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滨之木”数句则云：小子，谓尹也；尹母娠身，梦神女告之，见灶生蛙则急去。已而灶果有蛙，母遂东走，回顾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林。水干后，有小儿啼，人取养之。既长有才，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因以媵女嫁于汤也。由吕氏之说，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汤结以姻好，始以尹为媵也。由王氏之说，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恶之以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观之，则吕说为是；以’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句观之，则又王说为是。盖本无稽之事，言人人殊，固无从究其是非也。
王良即伯乐王良以御赵简子得名，《孟子》所谓“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是也。《左传》：赵简子纳蒯聩于卫，邮无恤御，既战，简子曰：“吾伏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邮良曰：“我两引将绝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邮良即邮无恤也。而杜注邮无恤云：王良也。则邮无恤即王良也。《国语》简子如晋阳，以尹铎不堕垒，将杀之。邮无正进谏，简子悟，乃以免难之赏赏铎。伯乐与铎素有怨，至是铎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是伯乐即邮无正也。而韦昭注邮无正云：即邮良也；邮伯乐云：邮无正之字也。然则《孟子》之王良，即《左传》之邮良、邮无恤，《左传》之邮无恤，即《国语》之邮无正，本一人，而伯乐则其字也。《汉书·王褒传》“王良执靶”注内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是也。乃颜师古既知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为一人，而又以伯乐另为一人，何哉？
市井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晰。《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
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旱”，朱注谓：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盖以战国时犹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时列国已不用周正，而晋之用夏正又在列国之先（说见“春秋列国用夏正”条内）。魏自晋分，习用夏正已久。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可见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则《孟子》在魏对襄王所谓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谓夏正五六月，正系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则非所急。不知处暑以后，禾苗将秀，其待雨更切于五六月。是《孟子》所谓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释之，则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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