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班彪谓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是盖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史迁创例。然《文心雕龙》云：迁取式《吕览》著本纪，以述皇王。则迁之作纪，固有所本矣。今按《吕览》十二月纪，非专述帝王之事，而《史记·大宛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于《吕览》，而汉以前别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耳。又《卫世家·赞》云：予读世家言云云。则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创也。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孟子》曰：于传有之。谓古书也。左、公、作《春秋传》，所以传《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书大传》，孔安国作《尚书传》，所以传《尚书》之义也。《大学》分经、传，《韩非子》亦分经、传，皆所以传经之意也。故孔颖达云：大率秦、汉之际，解书者多名为传。又汉世称《论语》、《孝经》并谓之传。汉武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东平王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赐翟方进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然则本纪、世家非迁所创，而列传则创自迁耳。叔皮乃以为皆迁创例，何耶？又迁书名《史记》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孔子世家》所谓“因史记作《春秋》”是也。
《史记》二《史记·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得沛后称沛公，王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后则称上。后代诸史皆因之。其实此法本于《舜典》，未即位以前称舜，即位之后，分命九官，即称帝曰。古时虽朴略，而史笔谨严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谓此帝乃舜也。又《顾命》康王未即位以前称子钊，即位后即称王，亦是此例。《史记》三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其传孟子，虽与荀卿、邹忌等同列，然叙忌等尊宠处，即云：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又云：卫灵公问阵，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子称太王去，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并称，是尊孟子亦自史迁始也。《史记》四《史记·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辨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题遗吕后书至秽亵，《史记》不载，为本朝讳也。班书则缕述之，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其无识更甚。迁之优于固，岂特在文字间也！惟《史记》不立《楚怀王孙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与项羽尝北面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以行，后又与诸侯王共尊为义帝，而汉高之击项羽也，并为之发丧，则心固当时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数者，因项梁败于定陶，即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因宋义预识项梁之将败，即拜为上将军；因项羽残暴，即令汉高扶义而西；及汉高先入关，羽以强兵继至，亦居灭秦之功，使人报心，心仍守先入关者王之之旧约，而略不瞻徇。是其智略信义亦有足称者，非刘圣公辈所可及也，自当专立一传。乃《史记》逸之，岂以其事附见项羽诸传中，故不复叙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协也。班史但改陈胜、项羽为列传，而怀王心亦遗之，终属疏漏。《后汉书》列更始诸传，《明史》列韩林儿、郭子兴诸传，较为周密矣。《史记》五《史记·尧纪》全取《尧典》成篇，《舜纪》用《舜典》及《孟子》，《禹纪》用《禹谟》、《禹贡》及《孟子》。其《自叙》谓择其言尤雅者，故他书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之事，《周本纪》不载，而于赵造父之御见之，亦见繁简得宜。然其中亦多有抵牾者。《舜纪》云：父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顽、母へ、象傲，皆欲杀舜。其文法不太复乎？尧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岳荐舜之后，而四岳之荐，则以其“克谐以孝，，不格奸”，是其时顽父、へ母、傲弟已皆底豫矣，岂复有使之完廪、浚井，谋杀其身、分其财、夺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书有此语，遂曲为附会，则仍未见其能择也。尧既亲睦九族矣，据《史记》所叙世次，则舜乃尧之族孙，尚在五服之内，乃并不收恤，而致其陶渔耕稼，所谓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圣德之子孙，而尧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荐。知人则哲之帝尧，何至若此耶？《左传》：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国语》：幕能帅颛顼者，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记·舜本纪》无之。又《左传》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注云：思，舜之后也。则舜之后在夏时有封于虞者。《左传》：舜置德于遂。注谓殷封舜后于遂，则舜之后在殷时有封于遂者。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则胡公满之父也。而《史记·陈世家》皆不载。又如契、稷，皆帝喾子也，契至纣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仅十五世。伊尹相汤，汤七传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为太戊相。此皆讹舛之显然者。刘知几谓《史记》周以上多阔略无体统，秦、汉以下始条贯有伦。信然！盖上古之事荒远难稽，史册所垂已残缺失次，而必以意为贯穿附会之，自多窒碍也。不特此也，刘累以扰龙事孔甲，语本荒幻，乃载之《夏本纪》。而夏时有穷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为寒浞所杀，浞二子浇、殪，一封于过，一封于戈，夏臣靡起兵灭浞而立少康，事见《左传》。此《夏本纪》所必当载者，乃反无一字，仅于《吴世家》伍子胥语中见之，而但云：有过氏灭帝相，少康奔于有虞，以一成一旅中兴复位。则又遗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传》羿篡位后，帝相尚依斟灌、斟，及寒浞杀羿，因羿室而生浇，浇已长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灭相。相之妻后缗方娠，逃归于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长，乃灭浇等。则自羿篡位至少康复国，凡数十年，而本纪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纪》：汤曰：“吾甚武。”乃自号曰武王。此与尉佗自称南越武王何以异？《周本纪》：武王伐纣，纣奔鹿台自燔。武王至其死处自射之，三发而后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此虽刘裕、朱温之徒尚不出此，而武王为之乎？《甫刑》谓穆王享国百年，《史记》谓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传》：晋献公之子九人，《国语》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记·晋世家》则曰八人。鞍之战，《左传》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史记》则以为萧同侄子。皆不符合。赵武之母庄姬，《左传》注以为晋景公姐，而《史记》则以为成公姐。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杀赵同、赵括之事。若系成公姐，其时当已五六十岁，尚能生遗腹子乎？《吴世家》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处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长遂起兵相攻，《伍子胥传》亦言两女子争桑。而《楚世家》则曰吴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吴世家》则以卑梁属楚，《楚世家》则又以卑梁属吴。又《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下令国中，敢谏者死。伍举进曰：“有鸟三年不蜚不鸣，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于是诛数百人，进数百人，而国大治。《滑稽传》又以为齐威王即位荒乱，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进曰：“国中有大鸟，三年不蜚不鸣，何也？”王曰：“不蜚则已，蜚则冲天；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于是朝诸县令，赏一人，诛一人，而国大治。此又一手所著书，而以一事系之于两人者。《淳于髡传》末云：其后百馀年，楚有优孟。孟乃楚庄王时人，在淳于髡前二百馀年，反云孟在髡后百馀年。又子贡已列《孔子弟子传》矣，而《货殖传》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传》矣，而《滑稽传》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检者。盖史迁网罗旧闻，仅编辑成书，未及校勘，是以尚多疏误。观于景、武二纪及《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列传》、《三王世家》并《傅靳列传》，俱未卒业，元、成间，褚少孙始补成之，则《史记》本未为完书也。
伯益、伯翳一人《史记》伯益佐禹，而《秦本纪》秦之先大业，娶妇华，生大费。大费佐禹平水土，辅舜驯鸟兽，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伯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后人皆以伯翳、伯益为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柏翳一人，则《尚书》载之，当与稷、契、皋陶同列，乃《尚书》所载有伯益，无柏翳，而伯益作虞，其职在若上下草木鸟兽，与《史记》所云驯鸟兽者适相吻合。则《史记》平水土驯鸟兽之柏翳，即《尚书》若上下草木鸟兽之伯益无疑。惟《史记》之大费不于《尚书》。胡应麟据《汲冢书》有费侯、伯益之语，则大费乃伯益之封国。《史记》既云大费即柏翳，而伯益实封于费，可见柏翳即伯益也。又按《国语》：嬴，伯翳之后也。韦昭注：即伯益也。《汉书·地理志》又曰：秦之先为伯益，佐禹治水，为舜虞官。则伯翳、伯益之为一人，尤明白可证。盖翳与益声相近之讹也。《路史》以伯翳、伯益为二人，谓翳乃少昊后，皋陶之子；益乃高阳之第三子x岂攵。金仁山则云：伯翳即伯益，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若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楚人灭蓼之时，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乎？又以益为高阳之子，则夏启时应二百馀岁，禹又何从荐之？是仁山亦以翳、益为一人也。
赵氏孤之妄《春秋》：鲁成八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谓：赵婴通于赵朔之妻庄姬，赵同、赵括放诸齐，庄姬以婴之亡，故谮同、括于晋景公，曰将为乱，公乃杀之。武（赵武也，庄姬子）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传》叙赵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国语》：赵简子之臣邮无恤进曰：“昔先主少罹于难，从姬氏畜于公宫。”智伯谏智襄子亦曰：“赵有孟姬之谗。”又韩献子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是皆谓庄姬之谮杀同、括，并无所谓屠岸贾也。里克杀夷齐、卓子时，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之。屠岸之姓始见此，其后亦未见更有姓屠岸之人仕于晋者。即《史记·晋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言赵衰、赵盾之功，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氏后，复与之邑。是亦尚与《左传》、《国语》相合，无所谓屠岸贾也。乃于《赵世家》忽云：屠岸贾为景公司寇，将诛赵氏，先告韩厥。厥不肯，而阴使赵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氏。”贾果杀朔及同、括、婴齐。朔之妻，成公姐，有遗腹，走匿公宫。后免身，贾闻公，又索于宫中。朔妻置儿裤内，不啼，乃得矣。朔之客程婴、之孙杵臼恐贾复索，杵臼乃取他儿，伪为赵氏孤，匿山中，使婴出，率贾之兵入山杀之，并及杵臼。而婴实匿赵氏真孤。十五年，韩厥言于景公，立之为赵氏后，即武也。武与婴乃杀贾，亦灭其族。而婴亦自杀，以报杵臼于地下。按《春秋》经文及《左》、《国》俱但云晋杀赵同、赵括，未尝有赵朔也。其时朔已死，故其妻通于婴，而同、括逐婴。《史记》谓朔与同、括、婴齐同日被杀，已属互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则被难时已有武，并非庄姬入宫后始生，而《史记》谓是遗腹子，又异。以理推之，晋景公并未失国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宫生子，贾何人，辄敢向宫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时尚有栾武子、知庄子、范文子及韩献子共主国事，区区一屠岸贾，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且即《史记》之说，武为庄姬所生，则武乃赵氏嫡子也。而《晋世家》又以为庶子。《晋世家》：景公十七年，杀同、括，仍复赵武邑。晋《年表》于景十七年亦言复赵武田邑。而《赵世家》又谓十五年后，则其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全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不自知其牾，信乎好奇之过也！
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史记》及《孔子家语》俱云宰予为临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则宰予盖尝助逆者。及阅《吕氏春秋》，与《左传》相印证，乃知非宰予事，而传闻之误谬也。《吕氏·慎势篇》云：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谓公曰：“陈常与宰予甚相憎，若相攻则危上矣，愿君去其一人也。”简公弗听。未几陈常果攻宰予，即简公于庙。简公叹曰：“吾不用鞅之言，至于此。”亦见《淮南子·人间篇》。而《左传》：哀十四年，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归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诸御鞅谓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杜注：阚止字也）逢陈逆杀人，遂执之。陈氏使逆伪病，而遗以酒肉，使醉守者，而杀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宫，子我在幄，出迎之。成子入，闭子我于门外。公执戈将击陈氏，太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子我归，属徒攻闱，不克，乃出奔，陈氏追而杀诸郭。陈桓（即田常）遂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二书所载同一事也，而一以为阚止，一以为宰，则以阚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吕氏遂误以此事属之宰予。而《史记》及《家语》并不知其详，又以为宰予与田常作乱而夷族。辗转传讹，正如钟盘烛之递误，竟使名贤横被诬蔑，成千古之冤狱。由此以观，则《韩非子》所云宓子贱不斗而死于人手，《韩诗外传》所云柳下惠杀身以成信，皆战国以后误传之词，非实事也。
按田常杀子我一事，《史记》于《齐世家》则全田《左传》原文，应亦知子我之即阚止矣。而于《田齐世家》则又以阚止为监止，以子我为监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是史迁既误阚止、监止为两人，又误阚止、监止、子我为三人，宜乎以子我为宰予也。然即以子我为宰予，则宰予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杀，非党于常也。乃《宰予传》何以又云与田常作乱？益可知《史记》追叙战国以前之事，牾舛谬，多不可信矣。（又按《史记》李斯上书二世，言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东坡志林》引之，以证《弟子传》宰予与田常作乱之误，谓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引子不远，所引宜得其实云。此亦但明宰予之非党于田常，而不知宰予本无被杀之事也。）
齐王伐燕之误齐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书，以为齐宣王，此岂有错误？乃《史记》则以为王，遂致后人纷纷之疑。按《国策》“韩、齐为与国”篇：燕哙以国与子之，国中大乱，适秦、魏伐韩，田臣思曰：“秦伐韩则楚、赵必救，而齐可以乘燕之乱，是天以燕赐我也。”齐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此篇所言齐王，尚未确指宣王，而“燕王哙即立”篇则明言子之之乱，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为宣王无可疑也。《史记》所以系之王者，则以王之走死，实因乐毅伐齐。而乐毅之伐齐，实因齐破燕，而为燕昭王报怨。想齐伐燕与燕破齐之事相距不甚远，而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为王。不知此亦在《国策》，特史迁未详考耳。《国策》言齐破燕之后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筑宫事郭隗”篇言：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后以乐毅为将，破齐七十余城。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去本有三十馀年，则破燕者宣王，而为燕所破者王，《国策》原自明白。盖宣王破齐之后，不久即卒，王嗣位二十九年，乃为燕所破，计其年岁，正与齐昭二十八年数约略相符。史迁漫不加考，故于《燕世家》则云：子之之乱，孟子谓王曰：“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兵伐之。而《田齐世家》则宣、两王俱不载伐燕之事，忽于王二十九年突出乐毅为燕伐齐一段，可见史迁并未细核年岁，遂难于叙次，强以系之王，而不知《国策》之文原自与《孟子》相合也。况将兵之章子，即匡章也。匡章在威王时已将兵伐秦，若如《史记》所云，则历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王二十六七年，其人不且历宦八九十年乎？有是理乎？（《通鉴》以《史记》所载与《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谓伐燕系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仅十九年，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后二年，则燕畔仍在王时，与《孟子》所记宣王惭于孟子之语不合。故顾宁人又谓，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此说更属武断。古国君在位之年，岂后人可凭空增损？总由于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一语，遂有此纷纷也。以此一语为据，则《孟子》所记宣王伐燕正是实事，而《史记》移为王之误自不待言，并无俟诸家之强移年岁矣。）
楚、汉五诸侯《汉高纪》：帝初定三秦，出关，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应劭注：五诸侯，雍、翟、塞、殷、韩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韦昭曰：塞、翟、韩、殷、魏也。颜师古则谓诸说皆非，是年十月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又虏殷王，则五诸侯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其时雍王章邯尚被围于废丘，必不在五诸侯之数也。吴仁杰又谓，是时诸侯降汉者凡七：河南王申阳降，殷王司马被掳，皆以其他为郡；韩王郑昌降，以其国封韩王信；张耳脱身归汉，初无兵从，皆不得与五诸侯之数。惟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降汉后即以兵从。而《魏豹传》：汉定三秦，豹即以兵属汉，从击楚于彭城；《韩王信传》：信击降郑昌，遂封信为韩王，亦以兵从。陈余虽不亲至，而汉遗以伪张耳头，即遣兵从击楚。是五诸侯者，乃塞、翟、韩、魏及陈余所遣兵也。颜、吴二说相较，吴说似更为有据。然塞王欣、翟王翳既降后，即以其地置陇西、北地等郡，与申阳、郑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则不得尚谓之诸侯也。且彭城败后，二王即走降楚，则其在汉军中并未必将兵。而《淮阴侯传》云：汉定三秦，出关，收魏、河南、韩（即郑昌）、殷（即司马）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彭城。五诸侯内又有齐、赵矣。然则汉所劫五诸侯，乃魏、河南、韩、齐、赵也。至《项羽赞》云：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吴仁杰亦未见分晰。按羽本纪，救赵时但云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而不言何国，惟《陈余传》谓是时燕、齐、楚皆救赵，羽既破秦兵，自必并此诸军皆将之，然仅燕、齐及赵三国耳。若灭秦后，所封诸侯凡十八九人，则又不止五诸侯。盖羽所将五诸侯，当以六国后已立为王者为断。当羽救赵引兵西入秦时，韩王成未从，其从入关者，魏王豹亲自引兵，燕王韩广遣其将藏荼，赵王歇遣其相张耳，齐亦有将田都，此四国在五诸侯数内无疑。其一则别有齐王建之孙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羽，封为济北王，此乃田齐之嫡孙，当亦在五诸侯之列也。然则是时田荣虽背楚，而羽所将五诸侯，齐实有其二也。
三户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苏林曰：但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栋及项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击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户为地名，殊太泥矣。曰“虽三户”，以见其人之少，犹将报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户，颜师古注在邺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户即是此地，楚之遗民安得在邺西哉？又按《左传》赵孟命士蔑执蛮子以界楚师于三户，杜注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此又另一地也。
广武楚、汉之时。地有两广武。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此广武在荥阳，孟康曰：荥阳筑西城相对，名曰广武，在敖仓西，三宝山上是也。韩王信惧诛，逃入匈奴，与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屯广武以南至晋阳。又《娄敬传》：上以敬言匈奴不可击，以为妄言阻军，乃械系敬至广武。此广武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广武县是也。《后汉书》周党及王霸皆太原广武人。《杜茂传》：诏茂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此晋阳之广武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索隐》曰：高祖大度，既酤饮，则雠其数倍价也。按雠仇与售同，卖物受直也，武负、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饮，则人竞买之，其获利较倍于常也。宣帝少时从民间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正与此相类。盖《高祖本纪》自泽陂遇神至芒砀云气，皆记高祖微时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隐》乃谓酤饮而偿厚价，则下文“折券”句又何说也？又沛公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索隐》曰：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此盖本徐广《音义》。《史记》：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猎还。《音义》云：黎，比也，将明之时也。按黎，黑也，黎明犹《书》所云“昧爽”，《诗》所云“昧旦”耳。《楚汉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衔杖，马束舌，鸡未鸣，围宛城三匝。夫曰鸡未鸣，正将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隐》必援徐广说训为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间侯者年表序》：诸侯子弟若肺腑。《索隐》曰：［a081］可，木札也；付，木皮也。喻人主疏末之亲，如札出于木、皮附于树也。据此，则肺腑之义如中山王所云“葭莩”及蔡邕《独断》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传》“得为肺腑”，《索隐》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则又与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转肺为［a081］，转腑为付，释之以木札树皮，反失之穿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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