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史记》通记古今人物，与专记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陈涉世家》、《项羽本纪》，盖已编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为纪，冠于本朝帝王之上，究属非体，陈涉王数月而败，身死无子，亦难列为世家。班书陈、项俱改为列传，诚万世不易之体例。又《史记》于《高祖本纪》后即继以《吕后纪》，而孝惠御极七年，竟不书。虽其时朝政皆出于母后，然《春秋》于鲁昭公之出奔，犹每岁书“公在乾侯”，岂有嗣主在位，又未加庐陵王之遭废，而竟删削不载者！班书补之，义例精矣。《史记》鸿门宴樊哙入卫沛公一事，叙在《项羽纪》，而哙本传转稍略。班书则详于哙传，而羽传从略。以哙之功，宜叙哙传，且省两处复叙也。齐悼惠王肥入朝，吕后以鸩酒令其为寿，将毒之，孝惠欲与俱起为寿，吕后恐，乃自起反卮。赵幽王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诉之吕后，遂召王饿死。此二事《史记》皆详叙《吕后本纪》，欲以著吕后之忍，班书则各叙于齐、赵本传，亦较为得法。盖著作之事，创者难而踵为之者必更精审也。然固亦有疏漏者。《项籍传》：田荣怨楚，乃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也。是彭越之印，荣所予也。而《彭越传》则曰齐王田荣叛项王，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则又以为汉予之印矣。《项籍传》：项梁使使趣田荣发兵，共击章邯。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我乃发兵。”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乃不忍杀。则项梁之言也。而《田儋传》乃载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来归，杀之不谊。”则又属怀王之言矣。齐哀王起兵诛诸吕，使祝午绐琅牙王泽至齐，而阴令午发其国兵将之。泽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愿先入长安，与诸大臣议立齐王为帝，齐王乃资送之至长安。是起兵始于齐哀王，泽为所欺，始设计入长安也。《泽传》又云：太后崩，泽曰：“帝少，诸吕用事，诸刘孤弱。”引兵与齐王合谋而西，至梁，闻灌婴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驱至长安，则又似起兵由泽始事矣。《吴王濞传》：七国反，周亚夫至雒阳，问计于邓都尉。都尉教以以梁委吴，但轻兵绝其粮道，使吴梁、相敝，乃以全力制之，亚夫未从其策。是以梁委吴之计，亚夫至雒阳后遇邓都尉始定也。而《亚夫传》则谓，亚夫初受命，即请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是此策亚夫出长安早定于胸中，不待至雒问邓都尉矣。按吴、楚尽锐攻梁、梁求救亚夫，亚夫不往。梁上书言天子，天子诏亚夫往救，亚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诏旨乎？则以梁委吴之计，当是亚夫早定，而《吴王濞传》所云问计于邓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纪》：元光元年策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之初，并不与公孙弘同时。本纪所云亦误。《平当传》云：汉兴，韦平、平父子至宰相。按绛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条侯亚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陈皇后废，以百金奉司马相如，相如为后作《长门赋》以悟帝，后复得幸。此事宜载之《陈皇后传》，而竟不书。钩弋夫人被遗送狱，夫人叩头，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见帝惩吕后之祸，刚决如此，宜载之《钩弋夫人传》；亦竟不书，但云有过谴死。《史记·酷吏传》赵禹、张汤、义纵同传，故《汤传》末书“禹免官后十馀年卒于家”，见禹之用法尚平也，《纵传》末书“后一岁张汤亦死”，见汤与纵之酷相似也。《汉书》既从张汤另入列传，不在酷吏内矣，乃《纵传》未仍云“后一岁张汤亦死”。有何来历照应耶？又《史记》不专记汉事，故古今人物3胪列不遗，班氏既作《汉书》，则所记皆汉事也，乃班昭续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当。张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师，文伯之母，达于典礼，乃在第四。田单以孤城复全齐，鲁连之忽于荣利，蔺子之伸威于秦，退让廉颇，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寺人孟子，怨刺作诗，乃反在第三。其馀纷错，更不可胜数。《货殖传》范蠡、子贡、白圭皆非汉人也，乃亦仍《史记》之旧，一并列之，安所为《汉书》耶？此实班书第一蛇足也。又王莽篡位，班书不列入本纪，而别为《莽传》，附于卷末，固是。但其体例仍似本纪叙事。后汉张衡以为《莽传》但应载篡事，至于编年纪月，宜为《元后本纪》，此亦创论。然元后没后，莽尚未败，则宜何书？衡又以为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为更始作本纪者，此却谬论。愚谓是时并不必立《元后纪》而立《孺子婴本纪》为是，孺子婴被更始所杀之岁，即光武建元建武之岁，年月略无空缺，更不烦防《史记》秦楚之际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创此论，自以为得作史之法，及阅《文心雕龙》，有云：子宏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安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则谓《王莽传》宜改作《孺子婴纪》，实有先获我心者。惟孝惠后当立《子宏本纪》之说，则不达于理。子宏既非刘氏子，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纪伪主耶！）
后世修史，遂成官书。古时如司马迁、李延寿之类，则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记》为《汉书》，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续成其业，为人所告，诬以私改国史。明帝取其书，阅而善之，乃使固终成前所著。是《汉书》已属官书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诏其妹昭续之，又令马融兄续继昭成之。是续《汉书》不特班昭，又有马续矣。至其体例删去世家而存纪、传，陈胜、项籍俱入列传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为也。见彪本传。
汉高祖有后母《汉书·高祖纪》：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如淳曰：《王陵传》楚取太上皇及吕后为质，不见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后于小黄作陵庙。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晋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媪，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记》高祖十年春夏无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栎阳（即万年邑），则《汉书》“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无疑。荀悦《汉纪》则五月无“后”字，七月无“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万年”耳，此尤明白，可见高祖无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后母也。按《史记·项羽本纪》：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为质。及鸿沟之约，羽又归汉王父母妻子。虽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泛词，然果无母，则何必曰父母乎？陆机作《汉高祖功臣颂》亦云：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谓侯公说羽，乃以其父母归也。又《楚元王交传》：交，高祖同父弟也。师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异母弟也。然则太公是时盖有后妻矣。为质于楚军时，必与太公同在军中，故曰项王取汉王父母为质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盖即此后母也。《史记》于《王陵传》但言太上皇及吕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书馀人。于《项羽传》书取汉王父母妻子者，统而言之，以纪其实也。（又《史记》、《汉书》俱不载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后汉书》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庙，遣使祠太上皇。注：高祖父也，名，一名执嘉。又司马贞《史记索隐》谓高祖母温氏，此即昭灵夫人也。）
《史记》阙文，《汉书》衍文《史记·赵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邯郸，赵都也，都既失，则君托迹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书其奔陨、奔随。齐王之失临淄也，书其奔卫、奔鲁、奔莒。今两年之内不书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汉书》：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谓是景帝母窦太后耶，则崩于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时也；谓是景帝废后薄氏耶，则不当云太后，且废后死不书也。则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马相如传》“其为祸也，不亦难矣”，“亦”字衍文。《刘向传》“上欲用向，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上“不”字亦衍文也。
《汉书》古本《汉书》尚有古本，今所传非其旧也。《南史·刘之遴传》：梁鄱阳王范得班固《汉书》真本，献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与令本异者数十处。其大略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之年月日。又按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后。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又今本《韩、英、彭、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阳毅毅，伏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今本无此卷云。按《萧琛传》，此古本《汉书》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叙传》。僧曰：“三辅耆者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文字非隶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饷鄱阳王。则此古本《汉书》本琛得之于北僧，以饷鄱阳王，王又转献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盖即梁代所行，与今刻不异。至其改古本为今本，不知起于何时，盖即其妹续成时所重为编次耳。宋景文校刻时，其所校旧本内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与今同，则今本即曹大家所定无疑也。
颜师古注《汉书》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详，然亦有纰缪者。《韩信传》：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师古曰：直带一剑，更无余资。此特因上文历叙信贫况，遂从而为之说耳。按许氏《说文》：杖，持也。然则《信传》之杖剑，与《张耳传》之杖马，《苏武传》之杖节牧羊，不过同一执持之义也。又《赵充国传》：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斩先零诸豪三十馀人，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无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所谓恐怒无所信乡者，诸羌以安国肆威，皆恐惧愤怒无所信从归向，遂激而成旅拒之变耳。《王莽传》：五威将师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正与此相类。师古注乃谓：诸羌恐中国泛怒，不信其心而纳向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萧望之传》：萧育为茂陵令，会课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及罢出，传召育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此乃萧育自负之词，不能承顺上官，诣曹琐琐，犹孔文举谓曹操曰：“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去。”韦孝宽谓祖曰：“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语气正相类耳。师古注乃谓：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须召我诣曹乎？觉转失语气矣。男子之称固有作无位之人之称者，如《后汉书·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晋书·忠义传》吴兴男子沈劲，然不可概论也。又《赵禹传》禹为人廉倨，公卿相造请，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此不过谓公卿有来谒者，禹终不往答也。师古注乃曰：以此意告报公卿。是竟以“报谢”二字属下句，谓禹自明此意于公卿间矣，不亦太迂远乎！又《路温舒传》：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张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凤六年廷尉李光。此即举温舒为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经通灾异得幸（见《孝寻传》），后为司隶，尝奏赵昭仪贼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凤时已六十馀年，亦不闻其为廷尉也。张氏之解亦误。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王鏊因推论之，谓班书实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选》中所载多不称，何其长于史而短于文？及观葛洪所云，乃知《汉书》全取于歆也。《新唐书》：颜游秦，乃师古之叔，尝撰《汉书决疑》，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许观因追论之，谓游春（许观谓游春）所作《决疑》十二卷，时称大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尽取其义。是师古注，实游春注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创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书也。《北史》：萧该撰《汉书音义》，又有包恺，亦精《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新唐书·姚班传》：班祖察撰《汉书训纂》，后之注《汉书》者往往窃其文为己说，班乃著《绍训》以发明之。是唐以前注《汉书》者已多，并不止游秦也。师古同时又有刘伯庄、刘讷言及秦景通兄弟，皆名家。景通，晋陵人，与弟俱精《汉书》，时号大秦君、小秦君，学《汉书》者非其所授以为无法。此又师古同时之精《汉书》者也。又房玄龄以师古注太繁，令敬播撮其要为四十篇，后王勃以师古注多误，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后汉书》一《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其先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纪》，及光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伏无忌、黄景又奉命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单于、西羌、《地里志》，边韶、崔、朱穆、曹寿又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及《顺帝功臣传》，成一百十四篇，号曰《汉纪》。熹平中，马日、蔡邕、杨彪、卢植续为《东观汉纪》，吴武陵太守谢承作《后汉书》百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薛莹作《后汉纪》一百卷，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取众说，首光武至孝献，作《续汉书》。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汉记》为《汉后书》九十七篇，祠部郎谢沈作《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袁宏作《后汉纪》三十卷，宏自叙所采书除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外，尚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及诸郡《先贤传》等书。是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成书既多，采择自易，兼有迁、固为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当。如改《外戚传》为《皇后纪》，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术、列女、宦者诸传，皆前史所未及，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负谓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实天下之奇作。然其编辑亦多所未当。如郑康成一代大儒，郑兴、贾逵亦深于经学，乃不入《儒林传》。兴、逵仕于朝，有事迹可纪，入之列传犹可也，康成屡征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编为列传，可乎？卓茂、鲁恭、郭、张堪、廉范，皆以吏绩著，而不入之《循吏传》。或以其官不以吏终也，然班书《循吏传》黄霸不尝为丞相乎？朱邑不尝为大司农乎？阳球奏诛宦官王甫等，刚正嫉恶，不避权势，自当与李固、杜乔等同传，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传》矣、孔休、刘宣诸人避莽不仕，蜚t终身，何以不列入，而仅附于《卓茂传》之末乎？既有《方术传》矣，而《杨厚传》通篇皆叙其占验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术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为更始元年，又明年为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则光武应是六十三岁。而本纪乃云六十二岁，误也。《虞诩传》：中常侍张防擅弄威柄；诩劾奏，反为所诬，下狱拷掠。宦者孙程、张贤知诩无罪，乃奏白其冤。时防在帝后，程即叱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则程乃宦寺之贤者，此事至今凛凛有生气。程既另有传，此事何不载之本传中，乃反详于《诩传》乎？《徐犀稚传》：陈蕃为豫章守，请犀署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犀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陈蕃传》则云：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ギ高士，前后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则悬之。而叙蕃守豫章时，略不及徐犀事，何也？又《陈蕃传》：小黄门晋阳赵津乘势犯法，太原太守刘质案其罪杀之，则此乃刘质事也。而《王允传》云：允为郡吏，晋阳赵津放恣，为一郡患，允讨捕杀之。则又作王允事矣。盖是时质为郡守，允为郡吏，共成此事，而传不晰言之，竟似两事矣。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
《后汉书》二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之迹耳。不知《史》、《汉》之叙述，篇各有引词，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世家、列传。班书因之，又谦而改作为述，亦所以明作某纪、某传之意，故论赞之外，以此系之于卷末，不嫌复也。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
《后汉书注》《后汉书注》，乃唐章怀太子贤集诸儒张太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元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成之，见《唐书·章怀太子传》。按梁时有王规，尝辑后汉众家异同，注《续后汉书》二百卷。又刘集后汉同异，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吴均又注《后汉书》九十卷。则唐以前注此书者已多，章怀注盖又本诸书也。
女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