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陈寿《三国志》虽称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误。《魏武纪》：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人，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于禁传》同），仪及其众皆降。是刘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贼刘辟等畔应袁绍，略许下。此一篇之中前后相戾者也。《蜀后主传》：延熙十六年，大将军费为魏降人郭循所杀（《费传》同），而《魏齐王芳纪》及蜀《张嶷传》俱作郭修（孙盛《魏氏春秋》亦作修）。《关壮缪传》：将军傅士仁使人迎权，而《吴主传》及《吕蒙传》俱作士仁（杨戏《季汉辅臣赞》亦同）。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异者也。《魏武纪》：建安十三年冬，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遗张熹救合肥，权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引军还。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战在后也。而《孙权传》：是岁命周瑜、程普与刘备俱进，遇曹公于赤壁，大破曹军。曹公遂北，还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逾月不能下。曹公遣张熹来救，权退。则又赤壁之战在先，而合肥之围在后矣。历考诸将传，先赤壁后合肥是，《吴志》为是。乃寿一手所撰，何以舛误若此！《吕蒙传》：权与蒙论取徐州，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操必来争。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按操破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间，至关壮缪镇荆州则在十八年，是时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诸袁，未暇东顾”之语？此更不待辨而见其牾者也。汉高祖母于起兵时死于小黄，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谥为昭灵夫人，至吕后七年又尊为昭灵皇后，事见《汉书》。则皇后之称乃吕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传》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皇后。则又以皇后为高祖所追尊矣。又于魏、晋事多所回护。高贵乡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而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虽寿仕晋，不得不为本朝讳，然齐王芳之废，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于皇太后，则高贵乡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见端倪？乃但书卒之月日，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及《世语》以注之，竟似考终寝殿者矣。然犹曰为本朝讳也，若魏郭后之死，由于明帝于追怨其谮杀己母甄后故逼杀之，令被发覆面以殡，如甄后故事。又华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宫，收伏后，后匿复壁中，歆发壁牵后出弑之。此皆魏朝旧事，亦复何所忌讳，乃于《郭后传》但云“青龙三年后崩于许昌”，绝不及被逼之事，而《华歆传》亦无一语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于考终，行弑者泯其逆节，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讳皆不书，必待后人之追注，则安用作史耶？至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核，其进书表云：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宋书》并记文帝阅其书曰：“此可为不朽矣。”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
《晋书》舛讹《旧唐书》云：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晋书》，乃奏取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孤德、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参考诸家成之。其体例则多德所定。书成，凡一百三十卷。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曰“御撰”，当时号为详洽。李淳风深明象纬，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尤精核，然论者犹谓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诡缪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体所短也。今更取其书按之，尚多有舛错者。《怀帝纪》：永嘉五年，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没于石勒。而《东海王越传》：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此两处不同，必有一误也。又《安帝纪》：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十四年六月，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雍州刺史朱龄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天文志·星变事验》云：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纪、志所书，互相违错，今以《宋书·武帝纪》并刘穆之、朱龄石两传参考之，则穆之先卒，高祖后还，继受宋公九锡之命，及龄石被虏之岁月，与《安纪》无不吻合，则志文之叙事颠倒显然可知。又《天变事验》云：隆安五年闰月，天东南鸣。十六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按隆安之号止于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峤传》：太傅从事中郎庾岂攵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此语本以称和峤也。而《庾岂攵传》则又以此语为称温峤之辞。盖因和峤、温峤二名相同，遂不觉两传错误耳。今考和峤历官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岂攵传》云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惠帝纪》司空越为太傅在永兴二年，峤佐府正当此时也。计和峤之卒已逾一纪，何从见叹之耶？惟时温峤官品甚卑，岂攵知其材堪大任，故为之延誉耳。则此语当属之温峤。而《和峤传》所云当从芟柞（《晋书》之误，本于《世说》）。《卞壶传》：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父将死，母求去，父许之，遂终丧而还前夫家。前夫后妻之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继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则其前夫安得又有后妻？当是前夫之妾有子养之至终耳。乃称为后妻，措词殊混。又《王坦之传》：简文帝崩，诏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持诏入，于帝前毁之。《王彪之传》又云：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彪之具封还内，事遂止。按坦之既毁诏于前，何以又有降诏之事？此必一事而分系之两人耳，亦《晋书》之失检者。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同宋、齐二书，但记本国，而邻国之事仅书其与本国交涉者，其他虽兴灭崩立亦不书。即与本国交涉之事，于魏则书索虏，于魏主则书虏伪主，或书虏帅拓跋某。而《宋书》列传后并立《索虏传》，与鲜卑、吐谷浑同。《齐书》列传后亦立《魏虏传》，与芮芮、氏、羌同。此宋、齐二书体例也。《魏书》则详记本国，而邻国大事亦附书。然于东晋诸帝已斥其名，于宋、齐、梁诸帝则书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于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宝炬，曰黑獭。列传后亦立岛夷刘萧诸传，与匈奴刘聪、铁弗刘虎等同。此《魏书》体例也。梁、陈二书则不复称索虏，而称国号，并于魏、齐、周诸帝皆称谥号。然《梁书》亦但详本国，而于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诸帝之崩立，及大通三年尔朱荣之弑胡太后，立庄帝，中大通二年庄帝杀尔朱荣，又为其党所弑等事，一概不书。《陈书》则兼记萧一国，如天嘉三年梁王萧死，子岿代立，则书，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齐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亦一概不书。此又梁、陈二书体例也。此齐、后周二书，则不惟兼记邻国大事，并书邻国之君曰某帝。如《周书》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子澄嗣，是为文襄帝；武成元年书陈武帝薨，兄子立，是为文帝之类。《齐书》天保七年书魏相宇文觉受魏禅，八年书陈霸先弑其主自立，是为陈武帝之类。此又周、齐二书体例也。南、北二史则更为周密。《南史》不惟兼书魏事，凡燕、凉等国兴废亦书。如宋永初年元年是岁西凉亡，景平元年书是岁魏明元帝崩之类是也。又兼记邻国年号，使阅史者一览了然。如宋元嘉二年书是岁魏神元年之类是也。《北史》亦兼记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晋恭帝禅位于宋之类。至于《高齐纪》则兼书南朝，而并及后周之事。如天保七年书魏恭帝逊位于周，八年书梁主逊位于陈之类。《周纪》亦兼书南朝，而并及北齐之事。如明帝元年书梁敬帝逊位于陈，武成元年齐文宣帝殂之类。他如燕、凉等国之兴灭，亦一一附书。此又《南、北史》体例也。至各史所书帝号，又有不同者。宋、齐、魏三史于本国之帝皆书庙号，如太祖、高祖、世祖之类；而邻国则斥其名。梁、陈、周、齐诸史，则于本国书庙号，于邻国书谥号。《南、北史》则本国邻国皆书谥号。此又各史书帝号之体例也。各史书法又有窒碍者。《史记》汉高祖微时称刘季，乃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即位乃称帝。此本于《尚书·舜典》及《康王之诰》，最为古法。《齐书》则自萧道成微时以至为帝皆称太祖，《梁书》自萧衍微时以至为帝亦皆称高祖，殊无分别。《宋书》于萧道成未封王以前即书齐王，如升明二年给太傅齐王三望车，三年加太傅齐王羽葆鼓吹，而下乃书诏太傅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齐书》于萧衍未封王以前亦即书梁王，如中兴二年诏太司马梁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梁公，则更书王在前，封公在后，书法混淆，莫此为甚。《梁书》于陈霸先未封时，皆书其官号，为司空则书司空陈霸先，为丞相则书丞相陈霸先，此较为合法。《北齐书》书法亦有失之者。魏庄帝时，孝武及文帝尚为王，不应即称其追帝号，乃《高隆之传》云：太昌初，隆之为骠骑将军，与西魏文帝饮酒忿争，文帝坐以黜免。竟似隆之与帝王对饮而帝被废矣。孝静帝时，高欢、高澄皆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于欢已书神武，于澄已书文襄，则似东魏同朝有两帝矣。西魏时宇文泰亦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亦书周文帝。如河阴之战，书西魏帝与周文并来赴救，则亦似西魏同朝有两帝矣。《周书》亦然。此皆书法之失检者也。《北史》于《魏纪》书渤海王高欢、安定公宇文泰，较为斟酌得宜。又南、北兼书邻国大事，固属周密，然亦略无分别。凡本国之事及邻国交兵通使与本国相涉者，自应按其月日依次而书。若邻国兴灭崩立之类，于本国无涉者，则第于一年之末附书是岁某国某事，所以别内外也。乃《南、北史》以邻国之事亦与本国之事一例，顺叙于每月每日之下，殊无界限矣。此例惟《魏书》最为得法，周、齐二书亦与《南、北史》同。（按齐、梁书自微时至为帝皆称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汉书·高祖本纪》亦是如此。）
宋、齐、梁书书南北交涉事《宋书》书北魏为索虏，书魏主为伪主，为虏帅，说已见前。其于交战及通和之事亦多回护，如檀道济之奔退，则书道济引军还；魏主之自瓜步还，则曰索虏退走；其过盱眙，则曰索虏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使遣使来聘，则云索虏遣使请和；泰始三年魏人来聘，则曰索虏使献方物是也（元徽三年魏人来聘，则又书北国使至，赵伦之、王懿等传又称魏太武为魏主，体例亦不划一）。《齐书》亦然，如建元二年索虏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虏寇朐山之类是也。而于魏人来聘及遣聘魏之事，则并不书。如永明二年魏人来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见《南史》），一概削之。《梁书》则不复称索虏，如天监二年魏寇司州之类，皆书曰魏。然于南、北交兵处，遇胜则书，败则不书。如天监五年魏宣武帝从弟率众来降，将军刘思效破魏军于肥水，张惠绍克魏宿预城，韦睿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克朐山城，本纪一一书之。而是年临川王宏军至洛口，大溃，所亡万计，宏单骑奔归（事见《南史》），则不书。明年曹景宗、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斩获万计，则大书特书。其后大同中南北通好，但书魏人来聘，而梁遣使报聘则不书。如大同三年书魏遣使来聘，而不书遣张皋报聘。大同四年遣刘孝标报聘，五年遣柳豹报聘，六年遣陆晏子报聘，俱一概不书（诸报聘者俱见《南史》）。盖当时国史所记，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旧文，不复改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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