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书法《陈书》避讳处太多。如本继梁敬帝之禅也，先载封武帝为陈公一诏，加九锡一策，又禅位诏、策各一，于是武帝始受禅。即以江阴郡奉梁王为江阴王，车旗、正朔一如故事，宫馆、资给务极优隆。永年二年，江阴王薨，诏遣太宰吊祭。绝不见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齐、梁书》之旧例也，然其事终不可没，则应错见于列传中。按《南史·沈恪传》：武帝欲令恪勒兵卫敬帝出宫，恪叩头曰：“身经事萧家来，不忍见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刘师知传》：武帝令师知往害敬帝，帝觉之，绕床走曰：“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之？”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情事也。乃《陈书》于《恪传》尚载其叩头数语，而《师知传》全不书此事，则纪与传俱没之矣。衡阳王昌之死也，实文帝使侯安都杀之，故《南史》本纪书衡阳王昌沉于江夏，而《昌传》亦书中流而殒之，使以溺告，《安都传》则更明书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此所谓纪实也。乃《陈书》本纪则但书衡阳王薨，《昌传》亦云中流船坏，以溺薨，《安都传》亦云安都请自迎昌，济汉而薨，皆隐约其词，而不明书其被害。始兴王伯茂，文帝之子、废帝之弟也。宣帝既黜废帝而夺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杀之于途。乃《陈书》本纪并不书伯茂薨事，《伯茂传》亦但云伯茂出宫，路遇盗，殒之。本纪所讳，恃有列传错见其事，乃并列传俱讳之，则何以传信于后？思廉修《陈书》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委曲回护？岂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于陈，故不忍直书，而思廉遂因父之旧，而不敢改订耶？又《魏书》，孝静帝天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业，梁江北郡国皆来属，大行台慕容绍宗遇暴风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萧衍，立其子纲为主，是慕容绍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陈书·鲁悉达传》云：梁敬帝即位，加悉达征西将军，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攻之，悉达大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按绍宗既卒于梁武被害之岁，梁武后尚有简文帝、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则安得敬帝时尚有慕容绍宗在耶？此更舛讹之甚者。
《陈书》编次得宜《陈书》亦姚思廉所撰，而编次却不循《梁书》之例。如《诸王传》，先衡阳王昌、南康王昙朗，次宗室，次文帝诸子，次宣帝诸子，次后主诸子，较《梁书》最有伦序，故《南史》亦仍其旧。然《南史》以衡阳、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内，则非也。衡阳乃武帝子，应继大位，以陷于魏未归，故不得立，及归而文帝已立，遂为所害，此岂得仅入宗室内乎？《陈书》特立传于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从子，为质于齐，为齐所害，附于《衡阳传》，亦属位置得宜。则《陈书》编次较《南史》更精当矣。
《陈书》亦多芜词《陈书》亦多芜词。如《武帝纪》载梁敬帝封帝为陈公一诏，加九锡一策，禅位一诏，策书一道，武帝登极一诏，又敕州郡玺书一道，封诸王一诏，各官进爵一诏，南郊大赦一诏，又赦罪一诏，赈饥一诏。《文帝纪》登极一诏，天嘉元年恩赦一诏，南郊一诏，王琳平后肆赦一诏，恤兵一诏，减租一诏，求贤一诏，令侨籍改土断一诏，崇俭一诏，春夏停刑一诏，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诏，三年南郊恩赦一诏，六年修前代王侯坟墓一诏，曲赦京师一诏，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诏，废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诏，二年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宣帝太建元登极一诏，二年送流民还乡一诏，军士年六十免役一诏，四年颁兵制十三条一诏，举贤一诏，发诸将将所部实姑熟一诏，建东宫一诏，六年肆赦一诏，蠲租一诏，赈贷一诏，九年赦租一诏，十年节财用、停工役一诏，十一年审刑一诏，大赦一诏，崇俭一诏，十二年蠲租一诏，后主登极一诏，重农一诏，求才一诏，求言一诏，禁汰侈妖妄一诏，送流民还乡一诏，至德元年改元一诏，二年大赦一诏，三年修孔庙一诏，四年荐举贤才一诏，肆赦一诏，征明元年大赦一诏，二年讯囚一诏，三年隋兵至戒严一诏。《南史》于《武帝纪》但载进相国加九锡一诏一策，梁帝禅位一策，武帝登极一诏，《废帝纪》载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其他概从删削，第节其事书之，是以叙次较为简净，宋子京所以亟为称赏也。《魏书》《魏书》自道武帝诏邓渊著《代记》十余卷，太武帝又诏崔浩撰《国书》三十卷，皆用编年体，孝文帝诏李彪、崔光改作纪传，后又有崔鸿、王遵业续撰，宣武帝又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此收书所本也。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国史，迄齐文宣时始成，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文宣敕《魏书》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于是《魏书》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审，收更有回换，遂为卢同立传，先特为崔绰立传，至是绰反附出，而《杨传》又增“有魏以来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后主纬天统五年，以魏收为尚书右仆射。武平四年，又诏史馆更撰《魏书》。按《魏书》李纬改作李系，盖以后主讳故避之，则知后主时又经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然则《魏书》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书尚芜杂若此，信乎作史之难也。隋时又有魏澹所撰《魏史》，隋文帝以收书褒贬失实，诏澹别撰。其义例与收不同，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凡邻国之帝不书名，太子则书字，平文、昭成、献明三帝称谥，余不称谥，太武、献文被弑皆直书其事，不存隐讳，纪传后不立论赞，具见《澹传》中，当时号为良史。隋时又有卢彦卿撰《后魏纪》三十卷，唐时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今皆不传。
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魏书》有不尽魏收原文者。如《孝静帝纪》：武定二年，以齐文襄王领侍中，以今上为仆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为尚书令。所谓“太原公今上”者，即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史时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叙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元年书侯景、高敖曹围独孤如愿于金墉城，按独孤如愿即独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当金墉被围时尚未改名，故书其原名，似非后人所追叙，则亦可信为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欢辞相国，辞九锡，高澄辞相国等事，皆大书特书，以见其不失臣节。而于欢之被挫于玉璧也，则书齐献武王围玉璧以挑之，宝炬、黑獭不敢出，略不见败衄之迹，似为齐回护者。于澄之死也，书齐文襄王薨于第，略不见被刺之迹，似为齐隐讳者，则更可信为魏收仕齐时所作也。然试以《北史》核对，凡《北史》所采《魏书》，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书齐事外，其馀与《北史》字字相同，毫无窜改，且《静帝纪》后备书高澄事帝之无状，斥帝为“狗脚朕”，令崔季舒殴帝三拳，及澄入宫责帝反背并逊位后遇鸠而崩之事。使以为收所作，则收是时方谄齐之不暇，而敢书此乎？又《孝静后传》书帝被鸩后，后再嫁杨遵彦为妻。后即高欢女，文宣姊妹也。收敢书此乎？则《魏书·孝静帝纪》一卷及《皇后传》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反抄《北史》以补之者也。然《魏书·孝静纪》内如高欢辞相国等事，乃《北史》所无，则又非全抄《北史》者。刘贡父谓是时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览》（亦北齐时书），后人取《北史》及此等书杂缀成篇，以补《魏书》之缺，理或然也。《孝静纪》及《皇后传》外，如《昭成子孙传》一卷，《明元六王传》一卷，《景穆十二王传》上卷，亦皆与《北史》相同，毫无增损，盖亦取《北史》以补《魏书》也。惟贡父谓第三卷《太宗纪》史馆旧本上有白签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书法，与《澹传》所载体例又不合，较之《北史》亦不相同，则此卷难确指为非收原本也。
《魏书》书法《魏书》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立等事，最为明晰。其书法妄自尊大，惟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以拓跋之先本授职于司马氏，故书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晋愍封猗卢为代王，不能没也。至书东晋元帝，则已云司马睿僭大位于江南。其他如汉、赵、秦、燕诸国，斥之为僭为伪，更无论矣。然翳愧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纳之，始得归国，则犹附庸于石氏也，而先已书石勒遣使求和。拓跋幼时，国破人散，赖苻坚分刘库辰、卫辰二部，得依于库仁以长，则犹臣服于苻氏也，而《燕凤传》已书苻坚遣使朝贡。因刘显来逼，遣安同等乞师于慕容垂，则犹仰命于慕容氏也，而已书慕容垂遣使朝贡。此等书法，在道武建号以后尚犹有说，道武以前，部落尚微，追叙者独不可少为贬损以从实乎？至建号以后，南、北朝通使等事，其于南使之来，则书曰某遣某朝贡，如登国六年，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是也；北使之去，则书遣使于某，如始光二年诏龙骧将军步堆使于刘义符是也；于宋、齐诸帝皆书为岛夷，如天赐元年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是也。按《节闵帝纪》：与梁通和，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可见节因以前国史所记本是如此，然修史时何妨订正？《北史》于道武建号以前，凡列国之事皆不书，以魏方侪于列国也；道武以后始兼书列国，而书南、北两朝皆改邻国，体较为得当矣。平文之殂，《魏书》既云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为长子六修所弑，但书帝讨六修失利，微服民间，遂崩，昭成为皇子实君所弑，亦但书帝至云中崩。道武帝为清河王绍所弑，亦但书帝崩于天安殿。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亦但书帝崩于永安宫，而俱不见致毙之迹。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异考终，使乱臣贼子从何而俱”者《北史》于昭成则书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于道武则书清河王绍作乱，帝暴崩；于太武则书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庶不为曲笔也。又《魏书》于高齐事尤意存回护。高欢起兵，以讨尔朱氏为名也，则书齐献武王以尔朱逆乱，兴义兵于信都。又于魏朝加高欢官爵等事，书齐献武王固让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关，又书帝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谄佞间阻，遂贰于齐献武王，而绝不著高欢跋扈犯上之迹。其于京兆王瑜之子宝炬，谓轻躁无行，耽淫酒色，是时宝炬已为西魏文帝，方与齐交争，故极诋之。盖收正仕于齐，自不得不曲为袒护，固无足责也。
《魏书》芜冗处《魏书》最为芜冗，尤可厌者，一人立传，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有功绩无功绩，皆附缀于后，有至数十人者。如《陆俟传》载其子孙馥〔〕、等十六七人，《李顺传》载其子孙敷、式等二十馀人，以及卢元、李灵、崔逞、封彝皆载其子孙宗族数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谱者。所载之人别无可纪，但叙其官阀一二语而已，则何必多费笔墨耶？当时陆操尝病其叙诸家枝叶过为繁碎，魏收谓因中原丧乱，谱牒遗亡，是以具书支派。此虽见其采辑之本意，而不尽然也。盖传中诸人子孙，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耳。《齐书·魏收传》称收修史时，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与阳休之善，则为其父固作佳传，固曾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劾，而收书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尝纳尔朱荣子金，故减荣之恶，传论云：“若修德义，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可见收修书全以公事而市私情。而其时同修史者亦互相牵附。《北史·刁柔传》云柔与收同修《魏史》，志在偏党，凡其内外通亲并虚美过实。此皆当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寿修《北史》已在唐时，与诸人子孙渺不相接，可以无所瞻徇，何以亦仍《魏书》之旧，胪列不遗耶？
《北齐书》《北齐书》亦有数卷亡失，而后人取《北史》以补之者。试以《北史》核对，便自了然。盖《北史》虽据各史修成，而其间剪裁增损，必大同小异，断无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齐书》本纪内惟《文宣纪》与《北史》繁简互殊，其为原书无疑，神武及文襄纪之前半篇，及废帝、孝昭、武成、后主纬等纪，则与《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纪》后一论，《孝昭纪》后亦一论，而孝昭论前半篇仍是文宣论，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总论，则一字不差，盖《北齐书·孝昭纪》与论俱亡，后人遂取《北史》内《孝昭纪论》补之，而论内又未删去文宣半篇，以致两卷之间，文宣论复出也。《武成纪》一卷无论，《后主纪》一卷有论，而其论系武成、后主合为一论，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总论，亦一字不差，此亦取《北史》补之，但分卷未分论也。《皇后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惟《北史》于后传外兼传妃嫔，此则但有后传无妃传，盖亦从《北史》内摘出后传而不及妃嫔耳。其《诸王传》，《北齐书》高祖十一王为一卷，无论，文襄六王为一卷，无论，文宣、孝昭、武成、后主诸子合为一卷，则有论，其论却合文襄诸子在内。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盖《北史》自文襄诸子至后主诸子本合为一卷，故合为一论，而补书者但取《北史》各传分为二卷，而论未及分，故文襄诸子有传无论，文宣以下诸子有论而又兼文襄诸子也。其《宗室传》则赵郡、清河二王另为一卷，其文字与《北史》繁简各殊，传后一论，专为二王，其为《北齐书》原本无疑。其他则亦从《北史》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书》以神武诸子为一卷，列于文襄诸子前，而《宗室传》另为二卷，次于后主诸子后。除赵郡、清河一卷外，其馀诸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盖北齐原书纪传多有亡失，而目录具在，补书者摘《北史》以凑合原书卷数也。惟《文襄纪》后半篇与《北史》迥异，又语无伦次，亦必非《北齐书》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辞丞相以后，据《北史》尚有两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盗刺死。今《文襄纪》则辞丞相后即叙其致侯景书及景答书，下即叙文襄无礼于魏静帝之事，又不书明年月，但云“七月还晋阳，遇盗而殂”，则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于邺，而此云“还晋阳遇盗殂”，则又似卒于晋阳矣。按文襄与侯景往复书本在《梁书·景传》内，文襄无礼于静帝之事本在《北史·静帝纪》内（此事本在《北齐·高德政传》内，《北史》于《德政传》删之而著于记），其被兰京刺死一事，亦即在《北史·文襄纪》内。盖补书者全用《北史》，恐人见其抄袭之迹，故于此纪杂取诸书成篇以示小异，而不知其芜杂不伦也。按唐初虽修成梁、陈、周、齐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书家罕有能备之者。今所传《后魏书》、《北齐书》皆宋初取内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观于胡安国等序《后周书》，谓仁宗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得夏竦、李巽两家本，始校正镂板以行。是内府之藏，天下之大，不过此数本。《周书》如此，魏、齐书亦可知，有宋镂板时，度亦必购募以校其缺佚，而已遗失若此，可见唐时诸史之流传于世本自无多也。今诸史遍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残缺取《北史》补成之事，则未尝取《南、北史》核对耳。《周书》《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孤德所撰也。德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诏修各史，德已奉敕与庾俭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如高欢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邻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简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邻大事也，而《北史·周纪》一切不书。《周书》本纪则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十五年书文襄为盗所杀，十六年书齐文宣废魏帝而自立。其于萧梁之事，则于魏废帝元年总书云：侯景之克建邺也，奉梁武为主，梁武以愤恚薨，景又立其子纲，寻废纲而自立，纲弟绎讨景擒之，是为元帝；于恭帝元年，又书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为主。此皆《北史·周纪》内所不书者，而《周书》则纪载不遗，以醒眉目，此书法之最得者也。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见一代策勋之典；《苏绰传》载其六条诏书及《大诰》全篇，可见一代创制之事；《宇文护传》载其母子相寄之书，千载下神情如见；《王褒传》载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见一斑，亦非如《魏书》之广辑芜词，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存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又《独孤信传》云：景寇荆州，乃以信为大使，抚慰三荆，寻除陇右大都督。则又似信先往荆州，后任陇右矣。以《北史》参较，则信本督陇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荆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陇右也，《周书》亦不叙明。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周书》以其为隋臣，则不入周传可也，乃又附于《贵传》后，既附传矣，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武帝以失利欲还，昕谓“破竹之势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战，即破晋阳。此皆在周时功绩也，而《昕传》又不书，未免取舍失当。又《皇后传》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亦殊无谓。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王雄、王谦，父子也，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尉迟迥之与尉迟纲，李贤之与李穆，赵贵之与赵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费笔墨矣。
《隋书》《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或疑其记事多遗漏，如薛道衡死，炀帝曰：“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挂《汉书》并侍直仗下，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列传中皆不书，似觉疏略。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不过《世说》及诗话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未可轻议也。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何稠入唐为将作匠，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遂为立传于《隋书》，更见当时公论在人，毫无忌讳。虞世南在贞观时宠遇甚优，而其兄《世基传》内直书罪恶，不能稍掩，尤见史笔之严也。惟房彦谦在隋世本无事迹可纪，而特载其与张衡书数千百言，叙为佳传，未免以其子玄龄时方为相，且总知诸史，故稍存瞻徇耳。张衡与晋王广谋篡，文帝临危时，广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传》不载，仅于《宣华夫人传》内附见之，则亦未为直笔。至于韦孝宽虽立功于周，然隋高祖摄政时，尉迟迥怀异图，孝宽奉命驰往察变，得其反状，乃亟西还，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复谓绎吏曰：“蜀公（即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骑来追，每驿无马，有盛馔，遂追不及，而孝宽得回，使高祖严为备，则孝宽之尽心于高祖可知，是《隋史》宜为立传，而竟不书，岂以《周书》内已有传，故不复复出耶？然其子韦寿方立传于《隋书》，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何妨于《寿传》内叙入，乃《寿传》既不叙入，又于其从子《韦艺传》内见之，殊两失矣。李密归唐，封邢国公，以其隋末尝臣于越王侗，故亦立传于《隋书》。然密入唐旋复被诛之事，何以又不书？此不可解。伊娄谦一生事迹在周，宜编入《周书》；卢思道事迹半在齐，半在周，乃俱编入《隋书》，亦觉无谓。《北史》：源师以孟夏龙见当雩，高阿那肱闻之，以为真龙出，惊起问龙所在。师曰：“此龙星见，非别有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隋书》则述阿都肱语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语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鉴》：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高丽，猝闻杨玄感反，回兵击之。诸将以非诏旨为疑，护儿曰：“高丽之事小，玄感之患大，如以违命见责，我自任之。”遂回，破玄感。《隋书》但云玄感作逆，护儿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此语似不如《通鉴》之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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