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济特氏非户下人
龙兴之初，满蒙各部贝勒、贝子、屯长、堡长率属来归者，编为佐领，仍使统之。其中固有族戚，亦有臣仆，自隶旗籍以来，各建勋业，故官爵恒有显于部长子孙者也。博尔济吉特一族，为元朝嫡派，俗传博尔吉特氏、博济特氏，皆为属下人，此言甚不足信。考《八旗姓氏谱》，内列博尔济吉特氏，为满洲旗分内蒙古姓氏，是诚元人之后也，博济特氏为满洲旧姓，固是两族，非一部之裔也。又《通志?名臣传》中所载：穆和林，正蓝旗满洲人，姓博济特氏，世居乌鲁特地方。其祖索诺木，原系乌鲁特贝勒，率众来归，授为二等昂班章京世职。传至穆赫林，袭祖职，晋三等伯，官至副都统议政大臣云云。是博济特一族，不但非博尔济吉特之属下人，且其原为贝勒君长之孙，彼应自有其屑，何能更属于人也。相习之误，不可不知。此外如瓜尔佳氏、富察氏各姓散居于各部者，误称旁支为正族之属下者，正复不少，阅《八旗姓氏族谱》，即可豁然。至各姓属下源流，非于本旗旧册中考核弗悉也。
按满洲姓氏分住各处者，其姓氏之上，必冠以地名，如汉姓之系郡名也。凡其属下人丁，同居一部，自必同一地名，安可以他部同姓之小族谬指为属下耶。
公侯封号
国初公、侯、伯皆无名号，仅分超等、一、二、三等名目。雍正元年谕曰：“本朝封王者，皆选用嘉美字样，而公爵但分等第，未有封号字样。朕意欲考其当日勋庸，锡以嘉名，追加为某公。”遵即恭拟钦定，锡以嘉名，曰：褒绩公、忠达公、奉义公、超武公、雄勇公、果毅公、信勇公、建烈公、勇勤公、英诚公。乾隆十四年奉旨将侯爵、伯爵一律锡以美号，乃封有奉义侯、恭诚侯、顺勤侯、顺义侯、昭武侯、延恩侯、敦惠伯、翼烈伯、宣义伯、昭毅伯、威靖伯、襄勤伯、诚毅伯、昭信伯、懋烈伯、诚武伯、勤宣伯。
又镇国公、辅国公，皆宗室恩封之通称。承恩公、侯，从前亦有勋封，后定为后族推封之定名。其四字之诚嘉义勇公、诚谋英勇公、忠锐嘉勇公、武毅谋勇公，皆雍正年以后所封之爵，或建戎马奇勋，或由公爵再得军功，因而累加者也。
插戴
八旗婚姻之礼，于订婚后，迎娶先，诹吉行插戴礼。至日，预扶新人端坐于榻，夫家尊属若姑嫜、诸母、诸嫂辈往之女家，以首饰、珠玉亲手簪之。簪毕；夫家父兄、姻娅、亲友，引新郎入内，拜其外舅、外姑，并依次拜见妻党亲属，谓之放大定，又谓之放插戴。按《东京梦华录》云，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是古人已有行之者也。
节录《日知录》科目故实
进士之科，至本朝入仕，为最捷之径。得之者夸耀傲睨，以为舍八比外无文章，舍进士外无人物；鄙之者摘疵索垢，视如土苴，皆失其正也。或曰：前明四等生员，谪为典史，犹以为辱，奈何今日生员，望升斗如拾百级之难。此言不知从何而肇，闻之者亦莫敢以辩。盖明季廪生，四等黜为典史，增生黜为民，或因典吏而误为典史欤？否则岂有进士仅官推知、评博、中行，生员乃敢以一命为辱哉！宋季进士初授止于丞尉。唐进士试吏部不中，仍一布衣，求丞尉而不可得。方今海内板荡，执政者宜急收罗英俊，以安王室，勿更泥于专用正途为言。要知刘表立学校，作雅乐，非不为美，史官何以讥之？讥其作不急而昧于时务也。学校犹不足重，况今之八比耶。因择《日知录》数则以证之。
一曰：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故谓之员。明初诸生，无不廪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日拾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徭二丁。其后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以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宣德年，定为之额，如廪生数。其后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曰附学，遂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按此，是每邑学额只有此数，非每科即取此数也。
一曰：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成化四年五月，议准革去附学生员而不果。宣德三年三月，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罚充吏；六年以下者，追还所给廪米，黜为庶民。宣德四年，天下生员已三万余人，即有病其太滥者也，故有是令。
一曰：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繁县尉判，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进士初除不过县尉。士之及第未便释褐，尚有试吏部一关，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今则二甲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贵之太骤也。
一曰：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其中之恶劣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几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如此。正统十四年六月，诏生员事犯黜退者，轻罪充吏；若犯奸盗、冒籍科举、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隶人，发国子监充膳夫，各布政司人，发邻近儒学充斋膳夫。
一曰：《旧唐书》，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二人。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以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习一经者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欲以秀才举之，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不敢当，今以生员而冒呼秀才，何也？
一曰：明初洪武四年，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知府、童权为扬州知府。十年十二月，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二十年二月，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此皆辟荐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皆非也。
一曰：举人乃举到之人，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后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谓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
一曰：下第举人犹令入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人间者。正统十四年，节省京储，始放回籍。其放肆无耻者，遂干谒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长，武断乡曲，崇祯中乃命巡按御史考察，已不可返矣。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又广为“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谓之登科。宋政和三年五月，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仪郎徐“赐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一曰：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之科，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侔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谓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非也。
一曰：唐制天子自诏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如贤良方正直言敢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宋朝初年，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治达于教化，凡三科。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堪为将帅等六科。天圣中，又置高蹈邱园、沈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非工商杂类，并许奏荐，或于本贯投状乞应。高宗时，并有博学鸿词科。
一曰：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释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且有二十年不获禄者。《文献通考》言，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泰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始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当时以为异数。
一曰：今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所习本经四道，而本经可以出题者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仆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后，少年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余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礼记》、《内则》。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王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成之，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人才，有甚于咸阳所坑者也。其拟题一则，言之尤详，惜词费不及尽录，其意总以士子知难而攻苦必多，攻苦多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者自少，士习可渐归于正矣。
一曰：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等为之。陈后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论王氏章句，而不解经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徒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后并学究而非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消矣。赵鼎曰：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乃覆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愚按国家用人之道，固应器识而后文章。词藻虽美，士行不饬，又安望其忠君泽民，有所设施。黠者矫情以猎无仕，劣者恃势，肆意放行，世道诈伪，里选不可复举矣。是宜广设科目之涂，以收贤俊，未可以四海之才，局于一辙。又必慎其发轫，先由州县官察其乡评，学校官考其行迹，然后再行送考。若居乡不循矩应事专尚巧伪者，概不准其应试。如此设置科条，庶乎少床侥幸之志，以长廉毅之风，俾在上者得于贤中收才，不于文中失士为允也。朱子曰：科举虽中了状元，可惜输了这边工夫。顾宁人曰：用八股之才而使之理烦治众，此夫子所谓贼夫人之子也。熊文端《迩语》曰：若科目果可得人，程朱该是状元。袁简斋比八股文字为俳优之不如，是说未免太激。若持平之论，吾必以天下英才，或俯首就范以科目出身，非科目之外必无英才也，《宋史》黄祖舜言，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目，老于韦布。在宋季科目之广，士且耻于由此进身，况限于一科而已哉！是以明季士风最下，有由来也。
又按康熙己未，诏试博学鸿儒之科。上谕取前代制科旧例来阅，查得两汉授无常职晋上第授尚书郎；唐制高等特授尊官，其次等〔予〕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为五等，其第一、二等皆不次之擢，三等始为上等，恩数比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比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制科之贵重可见矣。毛奇龄《制科杂录》中，考之甚详。
又按《明史》：每岁天下按察司选生员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监考留。会试下第举人，入监卒业。堂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令；省亲、毕姻、回籍有限，违者谪远方典史或充吏云云。此乃贡生入监肄业，如今之拔贡、岁贡考满授职之例，非州县生员也。
世禄之家不应考试
昔见那文毅公（那彦成）奏议云：现开捐纳事例，臣受恩深重，理宜报效助帑，已为臣子某某遵例报捐员外郎等官，不敢令其与寒争竞科第云云。偶与友人言及此事，或以为深得大臣事君之体，或以为矫饰藏拙，各具一说。余考宋人语录有言，朱文公谓张南轩曰：“子以门荫拜官，奈何复攻举业，与寒士争名耶？”南轩乃愧谢，弃举子业而讲性道之学，卒成一代儒俊。按此则文毅之言，非无本也。及考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知物议，如长庆四年，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子苏巢、右补阙杨汝士之弟杨殷士，会昌四年，江陵节度使崔元式之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孺之源重、故相窦易直之弟窦易缄，皆以文式合格，仍招物议。其后以子弟及第登于白简而黜落者甚多。开宝元年，诏令食禄之家，概由礼部具闻覆试。宋雍熙二年，宰相李之子李宗谔、度支使许仲宣之子许待问、参政吕蒙正之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遂罢之（见于《山堂肆考》）。考进士之科，盛于唐宋，其时世禄之家，犹不与也。宋执政韩亿之子韩维，被荐不就廷试。唐介之子唐义问，召试秘阁，引嫌罢去。又御史赵兀上疏曰：治平以来，大臣子弟多处库，甚者不使应科举。自王安石柄国，乃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其子王列于侍从，循以为常。今宜杜绝其源云云。是向时世禄之家，皆以门荫拜官，不准复与寒争径。若秦桧之子秦喜、孙秦埙皆试进士第一入仕，斯为奸欺之阶，又何尝以科名为荣哉！大臣子弟以科目相竞者，始于明季，盖其时舍此不足取重于俗。甚至景泰七年，大学士王文、陈循均以其子乡试不中，具奏讼冤，竟获会试，更足骇人闻见者也。
谨按国初八旗考试之例，时举时停，世禄之家，原不系科名为轻重。其时人材辈出，实有英贤，而官学生、笔帖式、荫生皆可转补编修、学士。凡我八旗子弟，固不必寻章摘句，摹拟帖括，思与寒争径，然亦必须熟读史汉经籍以为根柢，诸子百家以为应变，再加以阅历，习以掌故，然后始可出为干济之用。总之不求科举可也，不读诗书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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